“文学革命”时代，文学与革命之间的“位置”，当然还取决于对待“革命”的态度。以胡适为例，在完成于日后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曾自言1916年与梅觐庄等好友争辩的结果是这年2月到3月间，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胡适这种颇具“历史进化论”倾向的主张，必然使其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不过，如果从另一方面去审视，则是胡适有别于他者对于“革命”的认识。按照美国汉学家格里德的说法，“尽管他(即胡适)总是十分轻松地谈到‘革命’，但在内心，他是怀疑种种革命运动的，而且对其结果也是悲观的。只有在把革命看做是进化变革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时，他才能接受革命这个概念。在他的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形式的进化史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显然的例证。”事实上，对于“革命”，胡适一直将其作为“进化”途径的另一侧面并抵触其激烈、紧张的倾向。在写于1916年1月31日一篇致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胡适曾以英文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革命”的议论，“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基于此理由，吾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诚然，吾对这些革命者则深表同情。……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胡适强调从基础作起的“革命”主张，与其深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有关，而其外在表现则是进行语言工具的变革和尝试白话诗的试验。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本以“文学革命”为名，提出“新文学的八事”，但在具体发表时，胡适却将平素常常提到的“文学革命”，变为“文学改良”并加上“刍议”二字，而且，对于原本的“八事”顺序也进 行了调整。对此，胡适曾在不同文章中解释为“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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