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了一块崭新的界碑，现代文学以此为标志全面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浅谈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

正如文学的发展本身就存有紧密的延续关系，文学革命的出现一直具有较为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根源。即使仅以话语出现的方式衡量，“文学革命”出现的时间也早于1917年整体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浪潮①。上述内容从历史的角度上获取证明，即为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自身的发展中具有相当程度上的阶段性。按照文学史通常勾勒的图景，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到白话文运动，再到“人的文学”的线索，的确可以通过先后出现于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章得以证明(具体见下文论述)。但是，以本文的眼光看来，文学革命的独立性或日其本身并未获取足够的重视，就在于“文学革命”的行为方式必须通过文学自身的内质化过程来找寻，尔后才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多向互动和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这一认知逻辑下，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的文学革命，一直是一个立体展开的过程，它在“文学”与“革命”的对峙和融合中，深刻体现了转型时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多维度、多面相的特点，而这种错综复杂的特点在具体地展开时，又是以“两歧性”为内在的动力。

将“文学革命”一词拆开重新确立关系，主要因为二者在当时包含的历史内容远比今天想象的复杂。“文学革命”究竟是“文学的革命”，还是“文学需要革命”，或是本属于两个历史内容，一直与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革命”话语的意义网络密切相关。显然，在历经晚清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洗礼下，“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已在分属于政治与文学的路向上，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在承继和对比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比前辈具有更为具体明确的主张。胡适坚定地以“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的论断进行实验，又在1916年8月21日寄给陈独秀信中，提出“文学革命的八事”，都说明“文学革命”一词的最初意义，是一场较为纯粹的“文体革命”。

美国汉学家安敏成在回顾现代中国文学之“两种革命”(政治的与文学的)时曾指出：“当然，现代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反映时代混乱现实的一面镜子，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种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转而决定进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随。他们推想，较之成功的政治支配，文学能够带来更深层次的文化感召力;他们期待有一种新的文学，通过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会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铺平道路。”现代文学诞生阶段的知识分子高度重视“文学”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将刊载于1915年lO月《甲寅》最后一期黄远庸致章士钊信中的“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人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充分说明了民初政治改革失败带来的“挫折感”和由此可能产生的知识分子“转向”。尽管，就文学本身而言，在历经晚清“三界革命”等文学革新运动失败后，当时的文学常常处于一种歧路彷徨的状态。文学革命的前夕，陈独秀在给胡适一则通信中提到的“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就在很大程度上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困惑。但是，文学革命的出现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迫切的历史要求，李大钊在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上指出的“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最终态度决然的“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都说明“文学”在“革命”中占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