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技术，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宝库中占有不可轻视的位置，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有着令人惊叹的深远影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一、历史的回顾农业生产技术的渊源尽管可以上溯到成千上万年，但是农业史、农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还是本世纪初才面世的。什么是“农业史”、“农学史”?起初大家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E·米韦斯在研究、概括了欧洲一些知名学者对这两个词汇使用上的区别以后，作出了比较清楚的解释。米韦斯认为，农学史是农业史的一部分，它的研究仅限于农业生产过程，包括农业史中的一些生产实际问题;农业史则可看成从土地上取得食物的历史。具体来说，农学史主要阐述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学理论的历史演变，农业史叙述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技术、地理、生物学、政治、法律等多种领域。农业科学技术史的出现和研究的深化，自然不是某一或某些学者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由本世纪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较快发展决定的。它是随着近代农业科学的发展而愈来愈显示出历史对这一学科研究的重要和必要的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我国农史研究和农史学科，初步形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经过胜利起步和十年动乱和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重新蓬勃发展的历程。现在，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建设、发展阶段。要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科学地总结本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教训，认真地于世界各国农业中借鉴，已是舍此而无它途的事情。为了迅速而卓有成效地发展农业，中央制定了“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的重要方针。这既是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指导原则，也是我们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基本依循。在发展学术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才有迅速发展的今天。这里回顾一下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史或农学史的研究历程，或许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掀开现存较为完整的农学典籍，可以看出，我国贾思鳃《齐民要术》、韩鄂《四时纂要》、《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等等，都有相当份量的前代文献引述。至于元代和清代政府编撰的《农桑辑要》、《授时通考》，则主要为前人农事论述的汇编。这种历史文献的征引，可以使人们较易看出农业科技的发展脉络与继承关系，但其弊病往往会导致泥守旧方，影响创造性的发挥。欧洲古代的农书，风格则有不同，如加图《农业志》，瓦罗《论农业》，科路美拉《论农业》，普林尼《博物志》，虽然其中也叙述一些人物和提及若干典故，但它以记载农事经营与技术事项为主，率直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对前人的驳辩。科路美拉即曾讲过:“至于农业，我既不知有任何教师，也没见到任何学生”。我国近代学者严复说灼:“国人重知识，洋人重创新”之句，也寓指此种情形。

我国古代农书，较多注重文献、典籍的征引，这是农业技术史研究的一个方便条件;但在传承刻印中，自然也会造成不少脱文伪衍，这又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少困准。以《齐民要术》为例，这部书撰于六世纪初，但直至北宋崇文院才奉诏开始刊印。这部书到南宋时，有的学者就称:“近世学者忽焉，第付子措见，往往艰读”，一般人在闷读上就感到困难。明代学者杨填对《齐民要术》评价很高，但也指出，这部书“文士犹慑之，况民间其可用乎?!”一直到明末特别是清乾嘉年间，随着刻书和考据之风盛行，《齐民要术》一类探书典籍校勘才得到一些发展。但我国古代农书中的文献征引和校勘，还不能说是农业科技史或农史的研究。

摘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物，力主办农学堂，出农报;特别是在农界颇有影响的罗振玉，他曾认真研习我国各。农书和欧西农书译本十佘年，不但对我国传统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有较深的领悟，并对搜访农书古籍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我国上述近代学者的这些活动，主要的还在于引进和建立近代农业科学上。对我国农书和世界农业历史的着译工作，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才正式出现的。如1918年，谢天鹤在《讲学》余志上，首先发表《讲农古籍汇录》一文;丁颖于1927年在《农声》上，发表了《中国作物原始》;同年，在《中华农学会丛刊》，陆费执也发表《中国农书提安》;接着，万国鼎在1928和1929年的《农林新报》，又先后发表了《整理古农书》、《古农书概论》两篇讲稿;1929年，日本学者小出满二也写出《齐民要术刊本考》一文。其后，农业史及旁涉农史的着译有:董之学的《世界农业史》，曲直生译的哈洛培克《农业的起源》，万国鼎译的格刺斯的《欢美农业史》，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邓云特的《中国救灾史》，李士豪的《中国渔业史》，宋希摩的《中国历代劝农考》，张霄鸣的《中国历代耕地问题》等等。这一时期，金陵大学农学院为系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还专门组识人力从古农书和其他各种历史文献中摘抄了三千万字的农史资料。由上不难看出，我国农史研究，初创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但直到1949年，我国学术界论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与世界农业技术史的文章，估计总数也不过上百篇;且未见有一部中国农业技术史的专着印行。三十年代王兴瑞虽撰写过《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但也只是在《现代史学》上连载。

二、农书文献整理校注的高潮解放后农书文献整理校注工作的开展，是农史研究的胜利起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识极领导农业院校的师生、研究人员、技术干部和广大群众，认真总结农民生产经验，并号召学习发扬祖国农业科学技术传统，继承优秀遗产。1954年中央农业部党组即决定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战前排版成型的十二本古农书印发全国。1955年4月，农业部农业宣传总局出面邀集各方面专家学者，在北京座谈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工作，给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以有力的推动。中国农书，据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记载为5犯种，/其中包括佚书二百余种。1959年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收录图书数为643种。1975年日本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将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影印与之合韧发行)，共叙述243种中国农书，书中所附索引开列农书及有关书籍名目约六百种。中国农书古籍的丰富多采是世界公认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农史研究的重点放在农书整理上，是有战略眼光的决策，在当时还带有抢救农书宝藏和聚集专业人员的作用。

1955年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以后，各农史研究室相继成立，在已故的丁颖、辛树帜、万国鼎、邓植仪、.石声汉、王毓瑚、陈恒力和健在的梁家勉、夏纬瑛等农史前雏的带领下，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农书古籍整理、校注工作。农史学术讨论活动也呈现活跃。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学咤、西北农学吮、华吉农学院等院校的科学讨论会上，部将农史学术论文的宝读讨论放到重要位置。1955年7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建立，接着华南农学院、西北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院校及有关农业科学研究单位，郭在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方面投入了研究力量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果。1959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了统一规划，提出“巾国古农书丛刊选题计划”(草案)，边征求意见边组织出版，到1981年出版农书古籍已有一百二十余种。1982一1990年中国农书古籍整理出隔及有关研究专着的选题，拟分七个部分，暂收选题达479种。

农书古籍的整理、校点、注释、今译，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受到日本研究中国农史专家的赞誉。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片断发现有相畜术的内容。胡道静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金泽文库木《齐民要术》和韩鄂《四时纂要》经影印从东邻日本回到中国.，事实证明，整理、校释、和发据古代农书资料的任务极其艰巨。这项工作是为进一步的农史研究服务的。农史前辈石声汉即曾称自己所作的一些校勘、注释、分析是些“简单的服务工作”。王毓瑚在《秦晋农言》序中说这巧校点住释是供“治农学者，尤其是研究西北农业生产者的参考。”古农书的整理、校释、今译，同样是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目前农史界能独立整理、校释、今译农书古籍的老专家已为数不多。加强领导，密切协调，积极培养中青年，使一代农史学家开拓的农书古籍整理事业能够发展下去，这当是一项迫不及待的任务。

在五十年代初农史界把工作重点放在整理校勘农书古籍的同时，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究也甚为活跃。在1956年7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科学史学术会议上，农史生物学史组宣读几十篇论文是一次重要的成果检阅。那一时期农史研究从几方面进行:(1)有的从事农书文献和历史典籍的分析研究，探寻农史发展的脉络，讨论中国农业技术历史的特点和规律，1956年浙江农业大学游修龄《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1959年中国农业遗产室李长年《<齐民要术>研究》，即是这方面着作的明显代表，(2)有的就农书上记载的技术内容，进行实验检核，发表有南京农学院朱培仁关于“韭籽新陈微煮检定”、“漫种”的试验报告，河南新乡农科所张履鹏“嫂种法”试验，河北农大杜竹铭“冬月种谷”的试验报告，都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另有学者就农书叙述的内容进行区域调查、验证;有的还致力于农谚的搜寻和历史沿革分析等等。

1958年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向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提出编写《中国农学史》的要求。该室于1959年1月开始用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上册初稿的编写任务(已出版发行)，接着以半年左右的时间，又完成了下册的编写工作(可惜被搁置二十五年，至1984年才出版)。这部书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农学史专着，按时代前后和重要农书典籍安排章节，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不过，人们不曾想到，农史的研究竟会与众多的坷坎连接在一起。1958年至1962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曾经遭到“撤消”白勺厄运。辛树帜、石声汉等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学术研究，继续出版了《中国呆树历史的研究》等书和《便民图纂》、《种树书分等校注本。到了1964年1965年，在北京和大连召开的全国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史会议的促进下，我国农史工作刚刚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久却又发生了十年浩劫。所以，概括来说，解放以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不时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摧残，发展曾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