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州大学风险管理的孕育与发展是院校为应对各种内外部环境变化所导致的风险而生发出的院校管理改革。而发展至今所展开的全面风险管理实践更使院校内部资源得到有机整合，从而为全面地及时地识别风险、灵活而有针对性地应对风险提供了制度优势。这也提示我们，今后关于公立高校风险治理方面除应不断完善政府监管，更应尽可能激发个体高校自身应对风险的探索与努力。当然，鉴于中美两国国情，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方面所存在的显著差异，当前盲目推崇美国高校风险管理制度，并尝试将其“移植”的做法必然会遭遇挫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忽略这一成果的价值。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与高校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权责错位，使高校尚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面向社会、自主运营的主体（恰如美国公立高校那样自主承担各类风险与危机）。但是，从我国现有国情与体制出发，为激发高校对自身风险的管理而展开恰当的制度构建却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探索。具体地讲，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着力于倡议并支持高校建立院校层次的风险管理制度，并将该制度的建立、运行与现有的政府针对高校风险的问责结合起来，即将目前政府仅对高校风险“后果”的问责（如院校财务运营是否已陷入风险）拓展为对高校风险管理制度建构、过程运行和绩效考评的“全景式”的问责。这一转变不仅能更好地推动高校逐渐成为管理自身院校风险的主体，同时也将使高校对风险的管理从原本内隐且无序的自发状态逐步发展为外显、有序的自觉状态。这将有利于弥补当前高校风险治理模式中政府干预不足、院校自我管理缺失的缺陷，为今后有效应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日益棘手的高校风险问题提供助力。总之，从一种良好的理念拓展到卓有成效的实践，加州大学风险管理在这一过程中贡献出宝贵的制度、方法、程序及步骤。所有这些，对于启迪我国公立高校自主创生院校风险管理制度，有效应对实践中的院校风险问题，是一份绝佳而鲜活的范例。因此，对加州大学风险管理现象的研究与探索绝不应与我们失之交臂，于加州大学风险管理实践成果中所汲取的合理元素更应成为构建我国公立高校有效风险管理机制的不可或缺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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