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救行为在立法中规定的必要性

对于自救行为的成立条件与上述案例分析、比较之后，是否应当在立法中规定自救行为的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在这个问题上，刑法学界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人认为，从理论上讲,自救行为属正当行为,但不宜在立法中作明确规定,这种自身加以保全或恢复原状的行为,因属未经正当程序的事后自力救助,不宜提倡,如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更易出流弊。有人认为，应该增设自救行为的条款，使对这种行为的处理纳入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笔者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实施的自救行为在法律价值与社会效果上，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具有同等的地位，并无优劣之分。既然刑法中肯定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正当性，就不应该否认现实中大量出现的自救行为的正当性。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自救行为的条件有利于人们清楚的认识自救行为，以便采取正确的方法同犯罪作斗争，恢复被破坏的秩序。此外, 明确规定自救行为并非“更易出流弊”，而是有利于防止自救行为的滥用和流弊，有助于刑法的科学化。事实上，如果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反而更容易导致自救行为的任意扩张，这也是上述两个案例留给我们的教训。最后，从世界各国的民事立法与判例中的做法可以作为我国在刑法中设立“自救行为”的借鉴。不少国家的法律和判例承认自救行为，如德国、瑞士、奥地利、法国、日本、英国、我国台湾、澳门等。我国几个民法典草案或建议稿皆在侵权行为法编有关“抗辩事由”中规定了自救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草案第八编第三章第23条规定：“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来不及请求有关部门介入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以后就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人可以采取合理的自助措施,对侵权人的人身进行必要的限制或者对侵权人的财产进行扣留,但应当及时通知有关部门。错误实施自助行为或者采取自助措施不当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通过法律设定自救行为的性质、要件、限度和后果实现对它的控制是一个有效的做法。上述两个案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了解决现实中普遍发生的自救问题，平息人们的争议，捍卫法律的尊严，在立法中肯定这种行为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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