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是在没有出场的陈先生的影响下才反抗封建婚姻离家出走的。《伤逝》中的子君在涓生的启蒙下，喊出了象征五四女性觉醒的着名话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婚后的子君只剩下关心柴米油盐了。当爱情失去附丽之后，子君也从未怀疑涓生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和拥有的话语权，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被抛弃的命运。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倪焕之》中，倪焕之和金佩璋原本都是新思潮影响下志趣相同的人，婚后金佩璋却只沉没在琐细的家庭事务中，金佩璋的守旧成为倪焕之痛苦的原因之一。这些小说从男性立场出发，将新女性设定为被启蒙、被拯救的对象，女性的觉醒也往往不够彻底，婚后回归到“贤妻良母”的角色中，这种觉醒的不彻底和觉醒后复又退守家庭的现象也成为男性苦闷失落的原因之一，新女性往往成为作家笔下自觉或不自觉的归咎对象。

茅盾的小说里也有男性启蒙女性的关系设定，但茅盾却从女性的立场出发揭露了这种启蒙背后的男权意识。在《创造》里，君实和娴娴一开始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然而，君实只是想把娴娴塑造为一名合乎自己理想的女性，成为自己的附属品，当娴娴和自己的理想发生冲突时，君实陷入焦虑了，他要的不过是无条件服从他的、没有自我情感意志的女性。作者借君实创造理想夫人的失败，对男性启蒙女性提出了质疑，并揭露了这种所谓的“启蒙”背后的男权意识，批判了其给女性带来的迫害。

在处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茅盾更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绝大多数两性关系的设定中，男性不再是女性的启蒙者和拯救者，相反却被女性启蒙和拯救。新女性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等人，无不勇敢坚强，独立自主，其明艳的外表、刚毅的品性、坚韧的生命力既让女性同胞羡慕向往，也让异性垂涎爱慕、自惭形秽。无论是在革命事业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新女性都显示了过人的能力和敏锐的眼光，常常成为男性的启蒙者和拯救者。茅盾对男性“启蒙”女性的质疑和批判，对两性在启蒙与被启蒙关系中的换位设置，颠覆了二十年代小说中的男性启蒙女性的模式，从而充分展示了新女性的魅力，肯定了新女性的进步。

茅盾的小说里也不乏描写受新思潮影响后又退守家庭的新女性，如果说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等新女性身上隐含着男性的幻想，不符合女性的生命逻辑，那么对静女士、方太太等新女性的刻画则展示了女性的真实内心和情感，更能体现作家的异性立场。不似《伤逝》中用涓生的忏悔与追忆掩盖子君的话语权，也不像《倪焕之》中显示出的对女性传统平庸一面的否定，对有弱点的新女性，茅盾的态度更多的表现为理解和同情，他没有站在启蒙者的高度去审视这些脱离新思潮、脱离革命的女性，而是站在异性立场，深入刻画女性在时代剧烈变动下的迷茫、挣扎和痛苦。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茅盾的异性立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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