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在“强种保国”、“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一直被父权社会的男权话语遮蔽的女性问题渐渐走入知识分子的视线范围，成为被重视的核心问题之一。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茅盾的异性立场。

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晚清的妇女解放思潮，妇女解放成了人的解放的一部分。自《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特设“女子问题”专栏后，女性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探讨。

茅盾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文坛，一开始便致力于女性的解放。“现在要解放，就是要恢复这人的权利，使妇女也和男人一样，成个堂堂底人，并肩儿立在社会上，不分个你高我低。”[1]在二十年代，茅盾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婚姻制度、男女社交、家庭改制、女子贞操等问题进行探讨，二十年代期间创作的小说《蚀》、《虹》、《野蔷薇》等塑造了光彩照人的新女性形象系列，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图谱中一处亮丽的风景。

自五四时期女子以及女子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后，刻画受封建家庭压迫的传统女性和受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之作家作品层出不穷，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胡适及其笔下的田亚梅、鲁迅及其笔下的子君、丁玲及其笔下的莎菲、叶绍钧及其笔下的金佩璋等等。然而，五四时期，绝大多数男性作家在刻画新女性形象时，坚持男性立场，在小说中采用男性启蒙女性的模式，把新女性当成被启蒙的对象，批判女性的弱点，言说男性的苦闷，却忽视了新女性内心的挣扎。与二十年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身为男性作家的茅盾难能可贵地坚持了异性立场。

二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在刻画新女性形象时，对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的关系一般处理为启蒙与被启蒙、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这种模式的设定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在五四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眼中，民众是落后且愚昧的，需要知识分子去唤醒和拯救。而男性作家把五四时期对自我和民众的关系的想象带到作品中，被认为“贫弱”的女性便代替了民众的位置，成为被启蒙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