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白话文取代了行用几千年的文言文成为中国的标准书面语言，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五四白话文运动发生。

有人认为这是一项翻天覆地的“突变”，认为白话文的提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求新求变的精神的体现，割裂了中国书面语的传统，进而割裂了传承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层。也有人认为白话文运动是欧风美雨影响下的产物，实用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都是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的理论根据，而欧洲各国以本国语言取代拉丁语的国语运动更是直接启发了当时的留美学生提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运动。而作为这次运动的干将的胡适则认为这次运动的发生是他们偶然在国外发起的，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曾写到：“我在《逼上梁山》一篇自述里，很忠实的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1]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自述了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的传单，到留美学生的暑期讨论、书信往来，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偶然引出白话诗等种种偶然因素怎样凑在一起把他逼上梁山，逼出了一场白话文运动。胡适在文中谈到他们在国外的讨论时说：“‘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在结尾他又说：“此后文学革命的运动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似乎白话文运动完全是几个干将在沐浴了欧风美雨之后在国外偶然酝酿出来的，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其实，这种种看法都失之片面，都没有把白话文运动的发生置于历史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本文力图借助于历史比较诗学的观点来看待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根据历史比较诗学的观点，任何影响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也不单是机械的外力推动的结果。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奠基人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着名的“迎汇的潮流”的概念。维谢洛夫斯基指出, 对别国文学影响的“借用要求于接受者一方的不是空地, 而是迎汇的潮流, 是相似的思想方向和相近的幻想形式”。“迎汇的潮流”的理论依据是, 在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意识形态的各种相同形式得以发展的必然性。而影响的实现总是接受者对于借用因素进行创造性改造, 通过具有独特创造个性的作家的运用而接受过来, 融汇到自己民族文学的传统中。而维谢洛夫斯基的后继者日尔蒙斯基则认为“民族间文学影响得以实现的基础是该社会、该文学中存在有‘输入’这种影响的内在需要, 其自身中存在着多少已在形成的类似的发展趋向。因此, 影响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不是单纯来自外部的机械性推动力的结果, 而是有规律性的, 是受社会制约的。这一制约性取决于前一时期民族、社会、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如果我们抛开胡适自己的一面之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再细读胡适的自述，我们会发现，白话文运动的发生正是中国国内自唐至晚清以来一线相承的“迎汇的潮流”与打开国门之后外国文化的启发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胡适等干将只不过顺应了这一潮流，担当了“具有独特创造个性的作家”的历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