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话语的连续性角度来看，乐珺这一形象是作者20世纪60年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第一人称叙述人“我”的延续，也是在新的写作环境、新的文本结构中的继续与发展，是作者自我形象的外化，她既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叙事的视点。在被叙的历史情境中，乐珺又是一个亲历者，是作品的主人公之一，她虽然清醒，但却谨小慎微，显然代表着知识分子“分裂的人格”当中另一个“自我”，即“虽清醒但却有着犹豫、矛盾或怯懦的普通人”。

梁遐虽然就其在文本中的具体身份，只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在“文革”创伤中成长的少年和青年。但这一形象的想象性身份却是成年化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分子人格中反叛的和英雄主义的那一部分。梁遐在10岁的时候，目睹了自己的父亲梁锋被批斗、挨打的情景，她大声地呼喊：“爸爸!我的爸爸!”，她以10岁的年纪，卷入了“文化大革命”。

梁遐当时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因为和父母划不清界限，在学校也屡遭批斗。她在批斗梁锋时大叫爸爸以后，梁锋单位的高音喇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批“大特务梁锋”时，必提到“狗崽子梁遐”。

就事理逻辑而言，一个10岁的孩子被作为一个政治批判对象和父亲“捆绑”在一起，是相当令人怀疑的，它的真实性应该说有相当多的纰漏。但在想象的与美学的逻辑上来说，又是合理的，甚至是创造性的——梁遐这一形象是“伤痕儿”与成年化的、反抗的知识分子的结合体。或者说，从外在形态上来说，她是一个在“文革”中成长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她的遭遇和经历具有典型的“伤痕青年”的经验特征，而她的心态与性格也部分地具有“伤痕儿”的特点，比如她偶尔流露出的玩世不恭。但她性格的早熟(10岁时独立生活并承担起给父亲送饭的职责)、她在政治上的卓越识见(对江青的谴责)、她过早地卷入“文革”的政治斗争(和父亲一起受批判)，就不是“典型的”青少年的经历与心态，而是具有了成年人的经验与性格特质。对她的“成年化”的处理显然寄托着作者的某些想象与意志。准确地说，她就是作者塑造的“用自己的头颅去换取‘人’的尊严的勇士”，代表了作者在矛盾心态中追求正义而又勇于反抗的人格化的自我。这样看来，梁遐就不仅是一个“伤痕青年”的形象，她还是一个作者人格化的自我，代表着在“文革”中被迫出场的成年知识分子内心中反抗的声音。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试论美学的分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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