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新时期以来30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抱有怎样静观的态度、怀有怎样审慎的看法，都必须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一个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学术事件。 以下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性缺失。

这一点，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发表后迅速引起的强烈反响中即已清晰可见;而时隔15年之后，当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经历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政治文化转变，当历史的脚步走近了世纪之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影响力则以更加质实更加充分的方式展现出来，受这一概念直接启发影响的众多着作、教材以及文章的连续面世，直至当下仍然层出不穷就是最好的说明。

然而在笔者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特别是被广泛沿用的文学史写作实践，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缺失，就是对这一概念理论内含的理解和由此指导下的学术实践愈来愈明显、愈来愈严重地偏离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本意，逐渐背离了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完整性，造成某些重要文学现象和事实被遮蔽，出现了严重的文学史缺席现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种普遍性缺失，在以“二十世纪”、“百年”、“世纪之交”等为名目的众多着述对“二十世纪”开端的五分之一即最初20年文学的简单化处理甚至使之明显缺席的情况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也最为明显;而且，随着有关着述的持续出版，这种普遍性缺失也表现得愈来愈严重，以至于达到了难以回避、不可忽视的程度。

《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在头条发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完成于同年5月至7月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长文，并在该期的《致读者》中说：“《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阐发的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它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文学以及两者关系的思辨，应当说，是对我们传统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突破。”{1}随后，《新华文摘》1985年第12期、《评论选刊》1986年第1期即全文转载。《读书》1985年第10至12期、1986年第1至3期分六期连载三人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仅此即可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当时发生的广泛影响和引起的普遍关注。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意图时指出：“这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他们又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