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侯”是指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等兄弟五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记载他们：“臧累钜万，纵横恣意。大治室第，……发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内怀奸邪，欲筦朝政，……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此诗对他们作了深刻批判，指出在汉运衰微之际，便会有奸臣佐时。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富贵着想，给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朱紫盈门自称贵，可嗟区宇尽疮痍。”可以说，此诗明显地是为中晚唐时奸臣当道、祸乱朝政而发，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曹邺《秦后作》对秦朝分崩离析后军阀割据与混战予以抨击，认为军阀们“空持拔山志，欲夺天地德”，导致黎民百姓无辜受难，社会秩序混乱，使民族陷入了严重灾难中。“父母骨成薪，虫蛇自相食。鼎乱阴阳疑，战尽鬼神力。东郊龙见血，九土玄黄色。鼙鼓裂二景，妖星动中国……徒流杀人血，神器终不忒。”(《全唐诗》卷五九三)可以说向统治者一味姑息藩镇敲响了警钟。

然而，从总体上，此时期的咏史诗更集中地指向了对君主的规讽与批判。面对昏庸无能、荒淫浮糜的君主，诗人们深感仅以直书现实的写法，已难以唤醒醉生梦死的统治者，唯有超越现实而触及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国破家亡这一严重后果，才能对迷蒙中的君主起到警醒作用。这样，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更多地走进了诗人们的视野。春秋时的吴王、南朝诸君、隋炀帝等自然地成为共咏对象。而本朝玄宗时代的兴衰成败，则是更好的当代明证：励精图治可以兴国，而荒淫腐朽必将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如，李绅的《姑苏台杂句》(《全唐诗》卷四八二)，是有感于“越王黄献吴王黄金楼楣，吴王因造姑苏台，因献楣，遂以黄金尽饰楼，以破其国”(《姑苏台杂句序》)之事，怀古而作。诗作以流丽跌宕的笔势，写吴王荒淫无道，沉溺女色：“西施醉舞花艳倾，妒月娇娥恣妖惑。姑苏百尺晓铺开，楼楣尽化黄金台。”最终的结果是：“歌清管咽欢未极，越师戈甲浮江来。”“伍胥抉目看吴灭，范蠡全身霸西越。”实际上是讽规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又如司空图《南北史感遇》十首其五：“兵围粱殿紧瓯破，火发陈宫玉树摧。奸佞岂能惭误国，空令怀古更徘徊。”(《全唐诗》卷六三三)。借南朝梁、陈亡国事，影射唐王朝几被黄巢农民起义军推翻，僖宗逃奔，认为深层原因不在于奸佞误国，而主要是君主自身的问题。可以说，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再如张祜《马嵬坡》：“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全唐诗》卷五一一)直接以玄宗史事人诗，委婉地指出造成銮舆播迁、军民离心的根本原因，在于玄宗崇溺贵妃，荒淫误国。对统治者的规谏、批判自寓其中。

但中晚唐咏史诗并没有局限于对现实的简单批判中，而是蕴涵着更深刻的历史反思，带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人格范式上，中晚唐文人已经由初盛唐的才子辞赋型，转变为学者知识型，能够以知识分子理性思辨的能力，去审视、反思问题。因此，对于历史，诗人们多不再以韵体的方式进行叙述、慨叹，很少以古人自拟、自比，抒发个体情怀，而是从前代翻覆迭变的表面现象中，透视人生成败、历史兴亡的真正原因;或者摆脱人云亦云的历史陈说，烛微探幽，对历史事实作一种假设性思考，予以翻案，另发新见。这样史论体、翻案体咏史诗应运而生。

从总体上讲，此时期反思的焦点集中于前代政治得失、国家兴亡上。朱庆馀的《长城》：“秦帝防胡虏，关心倍可嗟。一人如有德，四海尽为家。”(《全唐诗》卷五一五)指出为君者应当以德治理天下，这样就会四海为家，天下太平，边关防御问题也就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李山甫的《上元怀古》其一：“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古城秋。”(《全唐诗》卷六四三)诗人一反由古迹场景的描写而感怀历史沧桑的写作模式，在一种探究历史的自觉意识下，追问南朝兴亡的真正原因，认为南朝天子荒淫风流，不知道国运主要由内修道德来决定，而试图依靠长江天险等外在防守，致使国破家亡，繁华不在，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探索意识，是典型的史论体。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中晚唐咏史诗的思想情感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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