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英雄化的喜剧在抒写英雄们对于多数人影响的过程中，对道德升华问  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英雄性不仅可以视为一种审美基本概念的变体，而且始终是一个  道德概念。黑格尔在分析古希腊时代英雄性的时候，曾经指出在当时英雄形象中所包含  着的某些非道德的因素：海格立斯曾在一夜强奸了第斯庇乌斯的50个女儿;他在清洗过  奥吉亚斯牛栏之后，仅仅为了主人的违约就杀死了后者。黑格尔由此证明当时的英雄未  必一定是那种“道德上的英雄”。(注：参见《朱光潜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  990年版，第227～228页。海格立斯(Herkul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但上述情况或  许只是古代人野性崇拜的遗存，充其量能够说明的不过是古代的道德不同于今天的道德  。不管怎么说，在现代中国意义上的英雄性和道德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英雄，可能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的德行，但是英雄在道德上或道德的某  些方面必然具备着崇高的因素。这样，英雄化喜剧通过英雄主义精神的发散，不仅写出  了进步的社会实践力量的不断壮大，而且也表现出了一场伟大战争中的民众普遍道德的  迁善与升华。

陈白尘的《秋收》(1941)、洪深的《包得行》(1939)和胡可的《喜相逢》(1949)等喜  剧正是这样的作品。根据艾芜同名小说改编的《秋收》，叙述了三个国民党伤兵帮助当  地抗属姜老太婆一家抢收稻子的故事，意在表现全民抗战新形势在一些抗日士兵当中所  引发的新变化。《包得行》中的包占云是四川某地年轻的无业游民，由于看不惯内地的  腐败而变得玩世不恭，但战争教育了他，最后使之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程。《喜相逢》  中的解放军战士刘喜，拿走了俘虏的五万元法币，后来向班长坦白了错误，卸下了思想  包袱，保证了道德上的完美。

战争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战争造成了人性的退化和兽性的泛  滥，给人间带来了难以计数的惨剧和罪行;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以强有力的方式促成了  人类对于自身的道德反省。尤其是在正义的战争中，志士仁人们的舍身取义、慷慨赴难  的崇高精神必定会使愈来愈多的人跳出小我平庸的拘囿，完成道德上的净化和升华。中  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就是这样的战争。一方面是空前的破坏和灾难，一方面又  是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建树。亿万人民在创造英雄业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身，其  中当然也包括着革命和进步民众的道德状况。这种道德的提高也正是宋之的所说的“民  族再生力量”的一部分。英雄化喜剧对于这一方面的关注和艺术表现显然具有重要的意  义。

这种关于道德迁善的描写同时也给英雄化喜剧人物塑造方面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以夸  张的

方式去凸现人物的丑恶，并在这一艺术表现过程中不断对丑恶施以辛辣的针砭，是  讽刺喜剧的基本手段。在机智化的幽默喜剧中，作家对人物往往持赞赏的态度，但他们  赞赏的主要是人物机智可爱的方面。喜剧的人物塑造在世态化的幽默喜剧中达到了相当  的深度。然而这种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环境对于人物的影响实现的，而环境不可避  免地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可见在上述类型的喜剧中，人物的性格大体处于静止的状态  ，即便是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作家所做的也只是对于给定性格多方面的揭示或展示，  性格本身仍是一种常数。而在我们提到的这类英雄化作品中，情况发生了变化。道德的  迁善必然导致性格的发展，包占云从最初的玩世不恭到后来肩负起自己对国家和亲人的  责任正是对此很好的说明。应当承认，英雄化喜剧在塑造性格变化方面所取得的总体成  就是值得怀疑的，但尽管如此，其有关这一方面的描写，即便算不上是对中国现代喜剧  的重大贡献，也完全算得上是对中国现代喜剧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