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者们常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的话：“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国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4]来为自己做论证，以此把马克思说成社会发展单线论者。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其实，马克思毕生始终坚持社会形态演进的总趋势并不能排除具体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之可能性的观点。他在1877年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非常明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信中，马克思坚决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诚然，历史境域对一个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巨大的影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内在地具有消亡和新生两种可能性。然而究竟哪种可能性最终实现，这一切都完全取决于俄国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可见，邓小平跨越式发展道路的思想表明，马克思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单线论者，而是承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个国家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多线论者。历史的多样性是不会屈服于单一形式的束缚的，教条即使现实陷入困境，也可能激起人们的思考，从而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道路。前苏联和东欧的教训，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个道理。

三邓小平跨越式发展思想实现的现实路径

中国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虽已跳跃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工业化程度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发展仍是首要的任务和难题。面对困境，邓小平开始了他卓有成效的思考和探索。首先，既然中国人民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就断无重蹈资本主义覆辙之理;其次，虽然我们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浸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绝不可以越过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阶段而建立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必须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以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承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对外开放是跨越式发展的前提。只有融入世界，才可能获得发展的机遇。开放性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基本特征，生产力、分工的高度发展及其国际化，不仅要求在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内部要坚决冲破宗法的、等级的、血缘的前资本主义关系，而且在其外部坚决冲破地方民族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使整个世界形成一个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全面依赖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邓小平认为，首先，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不是漆黑一团、一无是处的社会制度，与以前的社会形态比较起来，它是更进步的，因而也是更具生命力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5]其次，社会主义社会要向前发展，要显示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优越性，就一定要学习并继承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成果。他又说：“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5]要知道，“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5]。当然，这种开放与交往又是双向的，不但要打开大门把人才、资金，技术等“请进来”，自己还得“走出去”，参与积极国际竞争，在合作竞争中首先跨越式发展的新思维。

其次，对内改革是社会发展不竭的动力。这里讲的是跨越式发展的内部条件。“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解决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改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如何改革，使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呢?邓小平认为，改革的重点，不在于简单的对工具的革新或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在于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力要素的组合方式，变计划经济的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利益、能力、理性、自立。”[6]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度规模经营，使得中国广大农民作为商品经营主体在中国农村第一次真正地普遍地得以确立，极大地推动着我国社会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形态转化，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消解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运而生。“小农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遵循两个节奏或节律：一是伴随着大自然的节律进行，与黑夜白昼、春夏秋冬的自然循环相一致，春耕、夏锄、秋收、冬休，这几乎成为千百万年的传统日常生活的基本节奏和韵律;二是跟随着人的生理变化和进展，与生老病死的自然流程相一致，诞生、成丁、结婚、生子、衰老、死亡成了日常时间的千篇一律的运动图式”。[7]可见，只有合理的资源支配方式才能真正激发社会发展的潜力，变被动为主动，克服落后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等对生产力的束缚，越过生产力发展的低级形态和单线递进，才能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最后，人在实现跨越式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2]“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5]邓小平根据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将人才的中心地位确立下来。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无论是体制的创新还是科技革命，都由人来发起并最终落实到现实的人的行动上。人是生产力的现实承担者。“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5]邓小平强调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三个面向”为指导，培育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同样重视制度的积极作用，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他还说：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尤其是信息化呈加速度发展趋势的今天，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对于我们在发展传统工业的同时，向信息化迈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发展进程、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邓小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为中国摆脱落后现状、早日实现现代化勾画出了一幅克服“后发”劣势以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带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图景，也为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科学的引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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