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后期杂文愈加全面和深刻有力。在《三闲集·序言》中，其提出“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然而1927年血的事实却让其思路“因而轰毁”，之后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其阅读了“科学底文艺论”，并对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进行了翻译，“以救正我——还因我及于别人——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此可见，鲁迅后期杂文的艺术性主要体现为辨证地看待问题。

鲁迅先生针对当时一些人片面性理解陶潜、钱起等人始终持批评态度。

当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世人所欣羡时，鲁迅却写道：“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仪’，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当钱起的“曲终人不见”被人们认为“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表现的是永恒”，推此一联为诗美的极致时，鲁迅却说从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全诗分析，是不好证成“醇朴”或“静穆”的。该诗为应诗而作，自然无法在考卷上大发牢骚。但如再读钱起的《下第题长安舍》，“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鲁迅先生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其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鲁迅先生后期杂文在知同代之人论当今之世时，更多地显示出了全面、辨证地看问题的艺术性。比如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忆刘半农君》里，鲁迅在肯定刘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的同时，客观地指出了刘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并且“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但鲁迅仍承认刘的为人，“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纵然后来两人因思想差异弄得“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激动的。”

可见，鲁迅先生后期杂文艺术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待事物全面分析，一分而二，区别对待。

总之，我们要按照前后两个时期对鲁迅先生杂文艺术性进行赏析，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能够相互印证其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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