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可分为国讳、家讳、私讳和圣人讳。避讳的方法主要有空字、改字、同音替代和缺笔四种，如晋代王羲之的曾祖名“览”，为避曾祖讳在他的《兰亭集序》中将“览”写成“揽”。讳字具有时代性，因而在古籍版本的鉴定上广为运用。用避讳的方法来鉴定古籍版本，要熟悉一些重要的讳法、讳例、讳字和讳类等，如宋本书里偶尔有注明“今上御名”的方法回避当时皇帝的名讳，但最常见的还是缺笔。这些在阅读古书的时候一般容易发现和辨别。但是宋代避讳要求严格，不但避历代皇帝的名讳，同时也避赵氏远祖的讳，而且“正名”、“嫌名”均避，这一点在鉴定宋代古籍版本时应特别注意。其他朝代的名讳也各有其特点。下面试分析避讳在鉴定古籍版本中的重要性。

一、利用避讳鉴定古籍版本，可以鉴定古籍的大体成书年限。在鉴定古籍版本时，要认真找寻每一个讳字，并确定其下限，即避讳至哪一个字为止，特别是牌记和名家的序、跋等。如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传世的雷峰塔经《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印陁尼经》，其牌记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现存的还有一卷，其牌记云：“天下都元帅吴越王钱弘俶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这两段牌记都点明了刻经的年份，比较容易考证。如果单从避讳的角度来考证，也很容易。前经的牌记写成“钱俶”，就是采用缺笔的方法避赵匡胤父亲弘殷的名讳，仅此我们可知此经是吴越王降宋后所刻。后一牌记仍写成“钱弘俶”，单凭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此经乃入宋前所刻。经查证，前经刻于吴越王入宋十五年，后经成书时离宋建国还有四年。《横云山明史列传稿》清初有两种刻本，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刻本和雍正元年(1723年)刻本。根据版心下刻“敬慎堂”三字，可知是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因为康熙本“慎”字不讳而雍正本“慎”字缺末笔。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后汉书》，“桓”字作“渊圣御名”;而“构”字则作“今上御名”，知为高宗时刊本。

二、根据讳字还可以考证古籍的刻处。不同时代的避讳严格程度不同，同一时代的避讳也往往有差异。宋代是避讳比较严的一个时期，但是官刻本、坊刻本和家刻本避讳就不一样，官刻本的避讳比较严，坊刻本和家刻本则相对较宽松，另外家刻本往往还避家讳，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版刻的单位及刻书的地点。如《皕宋楼藏书志》所载《汉书•卷****下》：“乌桓之垒”。其中在“乌”字下注“渊圣御名”，陆心源考证为绍兴中蜀刊大字本。缪荃孙根据《容斋续笔》云：“绍兴中，公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并书四字曰‘渊圣御名’，则此为两淮江东转运司本，而非蜀大字本明矣”。

三、利用避讳可以作为其他鉴定方法的补充，济其他方法之穷。如现藏北京图书馆朱彝尊的旧藏明刻本《玉台新咏》，其卷首序、题署、名家世序均与嘉靖本相同，但仔细比较可知明显不是同一版本系统。嘉靖本简文帝的《北诸》，此本作《北渚》;梁元帝的《春宵》，此本作《寒宵》;王僧孺的《怨夜》，此本作《夜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其具体刊刻年代难以确定，但是该书不避康熙帝的名讳“玄”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其为明刻本。有时因为不知避讳而导致版本鉴定错误，如《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刘攽注曰：“按古语皆云画虎不成，此误。”殊不知，这里的“虎”字是后人为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而窜改孔氏之语。

任何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避讳也是如此。因为古籍版本极其复杂，特别是善本、孤本，极具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书商们为牟取暴利，于是在版本上大做文章，以今充古、以次充好。加之“古书流传久远，易主递藏者多”，给版本鉴定带来诸多不便。如果单凭避讳来鉴定，恐怕有些欠妥。对于避讳这一鉴定古籍版本的方法，我们应该辩证地加以分析。鉴定古籍版本虽然不能仅凭一两个讳字就予以界定，要综合多种因素加以考证。但依据避讳鉴定古籍版本的确是一种简洁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从而为鉴定古籍版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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