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两个阶段的研究相比，第三阶段的杂剧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的一面，杂剧的舞台表演、音乐、剧场等因素也成为研究考察的对象，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1980)、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1981)、李修生《元杂剧史》(1996)等论著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这种研究重心的转变。戏曲文物研究也开始成为重要的研究分支，戏曲文物研究者们栉风沐雨的野外奔波，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元杂剧的认识，元杂剧的研究也免于单向性和平面化。在这一阶段，一直冷落的元散曲的研究也开始得到重视。1990年，中国散曲研究会在河北石家庄成立。1991年，在江苏扬州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吸引了台湾的元曲研究者。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像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1991)、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1998)等比较优秀的散曲专著。

这一阶段出版的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1982)、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1985)、王文才《元曲纪事》(1985)、王锳《诗词曲语辞例释》(1980)、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1983)、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991)等著作，与前期同类著作相比，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后出转精的特色。王季思、王学奇、徐沁君等学者则在元曲文献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元曲的论文、论著照出，在数量上也不是“锐减”，二十世纪元曲研究刍议但研究者们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元曲研究转入一种低沉的局面。南戏研究因为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直在平稳中行进。明清传奇杂剧开始得到年轻一辈研究者的青睐，80年代末以来的“目连戏热”、“傩戏热”也足以吸引人们的一些注意力。维持元曲研究冷清局面的仍是过去一批中老年学者，像对《西厢记》一往情深的蒋星煜先生等。

元曲是否果真已被我们说完了，道尽了?随着20世纪的终结，我们是否将揖别元曲而心中无憾?研究者们也许正陷入深深的思考，谋求未来的进步。这其中，研究思路的转换也许很重要。笔者于此虽思虑已久，终不敢以为是，谨申述所思，就教于方家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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