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两个阶段，元曲语词诠释和元剧剧目考订工作也取得重要成绩。前者有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4)、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945)、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6)等，后者有徐调孚《现存元人杂剧书录》(1957)、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1957)等。

以上所有这些工作都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有些研究成果成为至今仍难以逾越的经典文献。我们本可以期望元曲研究进入一个更高水准的阶段，但后来行进的历史不免留下了一些缺憾。今天，当我们回想前辈学者筚路蓝缕所做出的各种开创性工作，不能不深深感戴、缅怀那些已然故去的先行者们!

民国时期的元曲研究与60年代前期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连续性，但共和国的建立毕竟使元曲研究发生了一些重要转折。1954年《剧本》月刊连续刊载阿英的《元人杂剧史》可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标志。这部专著显示的新的时代特征是，作者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重新理解、评价我们承自古人的文学艺术。1957年，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剧史讲座》出版后，有读者在《戏剧报》上提出意见，指出作者“没有从政治、经济和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问题。”[1](冯其庸序)周贻白先生虚心接受了意见，决定毁稿重写，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当时的元曲研究者们也大多像周贻白先生一样，真诚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改造，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元曲，作品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挖掘从此成了元曲研究最主要的方面。在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元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色彩也愈发浓厚，正常的学术研究终于难以进行下去了。当大陆的元曲研究陷于中断时，台湾的元曲研究者在郑骞、张敬、汪经昌等由大陆至台的几位学者的坚持和引带下，基本上保持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像郑骞《景午丛编》(1972)、汪经昌《曲学例释》(1962)、罗锦堂《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1960)等都是难得的诚实、严谨之作。

在大陆第二阶段的元曲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58年元曲大家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为世界文化名人。这一年，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全国报刊发表的各种关汉卿的论文不下百篇[2](P99)。1958年的关汉卿纪念活动，直接的社会效果是提高了元曲在我国文艺史中的地位，形成了建国后元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为第三阶段的元曲研究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在元曲研究未被中断之前，关汉卿、《西厢记》以及其他作家作品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前两个阶段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第三阶段的元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拓展。元杂剧研究的成果尤为显著，仅1978年至1994年16年间，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的各种论文约为千篇，这一数字是建国后前17年的三倍[3](P317)。据笔者粗略统计，70年代末以来出版的元曲研究专著近30种(其中不包括各类戏曲通史和文学史著作)，这一数字是诗、文、词、赋等其他各体文学研究难以相比的。80年代中后期，围绕元杂剧兴衰的原因、元杂剧的历史分期、关汉卿的生平等问题，元曲研究呈现出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形成了建国后元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一阶段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前一阶段已开始试用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历史考据的方法也重新得到提倡。我们对元曲历史内容的把握远比前两期为深入，文本研究不再是独立于社会历史的存在或者局限于只言片语的感悟赏鉴，文学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得到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