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他对汉武帝的“举贤良方正”作了肯定，认为这是“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可是让他这个学者来论政事之得失，那不妥，“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但是他并未就此为止，他又提出了感到奇怪的问题:现在的天下和古代的天下是一样的，“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他对此的解说是身居高位的官吏们“与民争利”，那些“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由此而造成老百姓的日益贫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在这篇对策的最后，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策:“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至于公孙弘的对策，《汉书》明确记载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年)，这一年武帝再次“徵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了公孙弘。史载:“上策诏诸儒，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这段策问从内容上来看倒是和前述《武帝本纪》的意思相近，在这次对策中，“天子擢弘对为第一”，这成为公孙弘日后发达的开端。公孙弘的对策也是针对武帝的问而答的，首先他分析了“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的缘故在于统治者有“信”，所谓“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那么怎么做才能有信呢?他提出八条:因能任官、去无用之言、不作无用之器、不夺民时不妨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罚当罪、赏当贤，“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其次，他对武帝所推崇的上古治世之成因作了解说，认为那是“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再次，他对仁义礼智作了阐释，“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其具体细目是“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这四者是治之本、道之用，不可偏废。最后他简单解释了“禹汤水旱”的缘由，特别是汤时的大旱是受夏桀行恶的影响，而“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得出了“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的结论[7]。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董仲舒和公孙弘并不是在同一次策试中脱颖而出的，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董仲舒的对策如果确定为建元元年尚可说得通，但是把公孙弘的对策和董仲舒的对策捏在一起，则显然与史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