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十月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次的诏举贤良是否进行了策试，史无明文，但是丞相卫绾借此机会提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汉武帝的批准。不过，此时的西汉王朝是窦太后掌握实权，“太后好黄老之言”[4]，推崇儒术的魏其侯、武安侯以及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或贬或死，想来策试也很难顺利进行。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时窦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开始独立行政，《汉书》载武帝乃再次“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5]161这是汉武帝的策问文，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推崇历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之治;二是要求士子们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提出建策，怎样做才能够“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们“著之于篇，朕亲览焉”[5]161。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史料的最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似乎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同一次对策中脱颖而出的，但考察一下二人的传记，我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考《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传中载有武帝的策问文，“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脩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比较一下《武帝本纪》所载的策问文与《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分析《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武帝首先谈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任大而守重”，他夙夜不宁、殚精竭虑犹恐有缺，所以要广延豪俊贤良之士，“垂听而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其次，他对历史进行了回顾，推崇五帝三王之道，对大道微缺、王道大坏、很多人想要恢复先王之法而不能，发出疑问，“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还是他们所为屑屑无补于世呢?他明确地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他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再次，他说明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怎么做才能实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呢?最后，他希望这些通晓先圣之业的豪俊贤良“明以谕朕”，条分缕析，“取之于术，慎其所出”，即使与当今的执政者有关的事情，也可以直言无讳，不必担心后患，因为对策文“兴于朕躬”，是由皇帝自己开启审阅的，所以他要求“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

对于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作出了对策，他的对策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第一，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总结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解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认为天心都是爱护人君的，除了那些太无道的君主，“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里的“强勉”就是努力实践的意思，“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这里的“学问”和“道”是他特别提出的两点。 第二，他对汉武帝提出的疑问进行了回答，重点解释了“五帝三王之道”。“道”是什么?是实现“治世”的路径，而仁义礼乐就是践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故去了，其子孙之所以能够“长久安宁数百岁”，是礼乐教化深入民心之故。后世的君主之所以“政乱国危者甚众”，乃是由于所任非其人、所由非其道，他指出“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而宣王能“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周道粲然复兴”，这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治乱废兴不在天命，而在于当世君主自己，乃“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他对“天命”的解释是“皆积善累德之效也”，而灾祸的产生则是由于继世之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致使“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灾祸都是由于君主失德、失政所造成的，皆是人祸。他对“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进行了解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这些本就不能纯粹、一致，在于统治者的陶冶而成，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是“任德不任刑”的，“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统治者应该“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第三，他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有极大价值的“正本”、“教化”和“更化”的建策。关于正本，他提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实现王道之终。关于教化，他提出万民之从利犹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就不能止，君主要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具体做法就是“立大(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浸润砥砺，“节民以礼”，就能做到“教化行而习俗美”。关于更化，他指出自西周末年到秦朝灭亡的天下大乱，“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捍，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所谓“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当此风习败坏之际，“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因此必须实行更化。针对汉武帝所问的“何脩何饬”，他提出“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乃是王者所当脩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