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对策奏上以后，汉武帝看后非常感兴趣，于是又进行了第二次策问:“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呜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殽]，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欤)[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汉武帝的这段策问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仍是对五帝三王以至秦的历史进行比较，提出的问题是:虞舜以无为而致天下太平，周文王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也实现了天下之治，但两个人的治理方法为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劳逸的差别这么大呢?特别是西周王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这不是节俭，但却得到后世的称颂，这“帝王之道岂异指哉?”;第二个层面是汉武帝谈自己治理天下的一些做法，他努力效法前王，力本任贤，耕藉田、劝孝弟、崇有德、问勤劳、恤孤独，但却达不到古先哲王的理想状态，他要求这些待诏的贤良就上述问题作出对策。

董仲舒针对汉武帝的第二次策问又进行了回答，就第一个层面关于虞舜和周文王劳逸不同的问题，他阐述说:虞舜时代之垂拱无为而天下治，那是由于“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的缘故，而周文王的“日昃不暇食”，乃是由于商纣王“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造成天下大乱，周文王为此深感痛苦，志欲安定天下，所以才忙得“日昃而不暇食也”，这是他们所处时代不同之故;关于西周王室的宫室制度，那是为了“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关于商周和秦的刑罚问题，武王灭商之后，改变了商朝的做法，大力推行教化，周公的制礼作乐即是，所以才有成康之治。而秦朝则不然，推崇的是申商之法，实行的是韩非那套学说，不以文德教训天下，“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由此而造成“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官风已然如此，秦“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老百姓不能正常从事生产，群起为盗，秦又严刑峻法，“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就第二个层面的时政问题，他称赞了汉武帝的做法是“尧舜之用心也”，至于效果不好，那是因为“士素不厉也”，也就是士子的素质不够。怎样培养士子的素质呢?就是要兴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希望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至于造成“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的原因，都是由于“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即是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另一方面是这些官吏的升迁都是“(累)[絫]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所以才造成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怎么解决呢?他提出了由“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对于所得到的贤士，“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就可以实现三王和尧舜之治了。

董仲舒的对策上奏之后，汉武帝又进行了第三次策问:“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分析汉武帝的第三次策问，可以看到主要的问题有三个:其一，天人之应的问题;其二，从唐虞到桀纣的历史总结问题;其三，“三王之教所祖不同”与“不易者道也”的矛盾问题。同时汉武帝还批判了对策者策论文“文采未极”、“条贯靡竟，统纪未终”的缺点，要求答策者进一步说明。

董仲舒于是又进行了第三次对策。他首先承认汉武帝的批判是对的，然后就汉武帝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关于武帝所问的“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他提出天对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古代的圣人能够“法天而立道”，春生夏长，秋冬刑杀，“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就是“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以见人事之“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所以古代“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为德化，所以犯法者少，而当今之世废德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他从理论的视角提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作为统治者就是要“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是受命于天的，贵于万物，所以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故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关于武帝所问的“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他以积少成多、积小致巨的道理作了解说，指出“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他特别强调:“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这就是唐虞之所以留下美名而桀纣给后人留下教训的道理，“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关于武帝所问的“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他提出了著名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认为道是万世无弊的，所有的问题都是“道之失也”，即在实现道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为了补偏救弊而有相应的变化，这是时代的问题，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从现实的问题来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