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短的序文里，为我们传达了大量关于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状况的讯息。公元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合谋诛杀了把持朝政二十多年的外戚梁冀，五位宦官同日封侯，从此贵盛擅权，作威作福。“起显阳苑于城西”，而百姓“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的社会现实;“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的黑暗、腐朽的朝政;而作者由于善于鼓琴，被当朝宦官权贵召至京师，心中愤怒，所以成文，宣泄情志，亦为我们道出了写作此赋的直接原因。

同时，两汉纪行赋的序文除了刘歆的《遂初赋》外大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第一人称的运用，更加增强了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但是，文学作品和史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史书内容翔实，措辞严谨。但是纪行赋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两汉纪行赋纪实性风格也让我们领略了文学魅力，增加了研读的情志，两者相得益彰，是对史书有益的补充。正如王琳先生所认为的，纪行赋作者通过“感叹之词”对古人古事进行直接的议论和评价，从而表达了鲜明的思想倾向，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史传内容艺术化”。

以上笔者主要论述了两汉咏史类、述志类纪行赋所表现出来的纪实性特点。此外，军旅类纪行赋大都是建安时期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所作，内容多为对军旅生活的记载，其中也不乏对当时某些经典军事战役的记录。这类赋作的产生深受建安时代战乱的影响，大多是描写征战行役的壮阔场面，侧重气势的渲染，展示军容军威，表达豪迈的情怀，洋溢着锐意进取、有所作为的豪情，与当时将士们建功立业、慷慨豪迈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其现实性意义直接了然，无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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