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两汉纪行赋的纪实性特色还表现在对行程的记述中。根据表达情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历史情怀的抒发和个人情怀的抒发。咏史、述志类纪行赋主要是以作者的行程为线索，通过对所经地相对集中的历史人文掌故的记述来“以古鉴今”或“怀古伤今”，时间和空间的交织体现出时空的协调性。同时，通过对所经地的史事及风物的叙写抒发个人或不得志、或避难在外的现实情怀。

刘歆的《遂初赋》记载了他从长安出发，东经洛阳，再向北越过太行山，进入今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天井关，后一路向北，历经高成、长子、屯留、下虒、铜鞮、太原等地，出雁门关经云中，西折到达五原。作者的行程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展开，从长安一直到达遥远的北地，罗列的历史故事却是按照由远及近的时间顺序一一道来，从先周到东周，从三晋所处的春秋时期再到赵国称雄的战国时期，时空的衔接呈现出一种逆向对应的局面。作品的前半部分借历史典故来蕴含褒贬，后半部分则是用景物描写来抒发情怀，表明心志。所经之地主要是三晋故地，每经一地，都联想起晋国的史实：

剧强秦之暴虐兮，吊赵括于长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贤而下士。骛驷马而观风兮……怜后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于铜鞮。

在对历史的追忆中，引发了他对衰周命运的思考，权柄下移，远贤近佞，导致枝叶落而公室卑，暗喻当时宦官、外戚专权的政治局面。途径太原，令他想起当时晋国六卿相轧等一系列史实，“叔群既在皂隶兮，六卿兴而为桀。荀寅肆而颛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兹兮，责赵鞅于晋阳。”借晋国自平公开始的衰落暗喻西汉自成帝起开始衰落直至哀帝时期大权旁落、朝政衰败的现实。

班彪的《北征赋》，叙述了作者从长安出发，向西北经池阳、云阳、栒邑、义渠、泥阳、彭阳，最后到达高平(今宁夏固原)。作者的行程是从长安到高平，由近及远，对历史的追溯却是由远及近，先写东周，其次是秦，最后是西汉，时空顺序交错呈逆向对应。赋作把班彪在西汉末的动乱中离开长安至天水避难时这一路的见闻及感受描写得历历在目。由于班彪途经的多是周秦故地，因此联想到的自然也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典故。经由豳地，发出“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的感慨，想起为周族兴盛奠定基础的公刘，并把当时的安定局面和自己遭逢的乱世相对比，表达出内心的苦痛。在义渠旧城，想起“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纷吾去此旧都兮，騑迟迟以历兹”，书写了秦昭王起兵伐义渠使秦国日益强大的历史。登上长城，班彪想起秦朝名将蒙恬，“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鱤。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批评了蒙恬劳民伤财，为秦筑怨，把主要力量用于御外，而无视胡亥、赵高等人在朝廷内的胡作非为，最终导致秦朝的迅速灭亡。班彪在登临长城时还追述、肯定汉文帝的怀柔政策，认为以德化边的做法有利于消除内忧外患，“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币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号于尉他。降几杖于藩国兮，折吴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荡荡兮，岂曩秦之所图”。 　又如蔡邕的《述行赋》，作者从陈留出发至偃师。随着行程越来越远，表达出的感情也更加激愤，时空推移和情感的变化相互一致。作者每到一地就联想起当地的历史掌故，又由于作者本是陈留人，对此地的史实就更加熟悉了。途径大梁(今河南开封)时，“夕宿余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军。”在中牟之旧城，想起春秋时期背叛赵简子的中牟宰佛肸就十分憎恶，说“憎佛肸之不臣”，感慨周成王之师甯越“问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无闻。”到达管城，谴责了管叔的反叛行为，“愠叔氏之启商”。过荥阳“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在成皋，想起“稔涛塗之愎恶兮，陷夫人以大名”的卑劣行径。接近洛阳时，又“哀衰周之多故兮，眺濒隈而增感。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到洛汭时，“追刘定之攸仪兮，美伯禹之所营。”对夏禹一心为民大加歌颂。行到洛水与黄河汇合之处时，发出“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的感叹，为太康执迷不悟痛心，对五子深表同情。赋作名为“述行”，实为“抒情”，作者用“忿”、“憎”、“愠”、“悲”、“愍”等词传达出他对历史的鲜明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谴责了扰乱朝政的乱臣贼子，褒扬了正直的贤士。特别是赋文的后半部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具有深刻的现实揭示意义。“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是对当时社会贤士的真实描述，将贵族“穷变巧于台榭兮、消嘉榖于禽兽兮”，与下层人民“民露处而寝洷、下糠粃而无粒”作以鲜明的对照，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东汉社会实景写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