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日本在盟军司令部的监督下实施了近代以来的第二次“民主化”改革,并颁布了《日本国宪法》,即所谓的“和平宪法”。这次改革虽然也保留了旧官僚机构,但较之近代,来的更彻底:天皇由“神”变成“人”,军队发动战争的权力被剥夺。战后日本走出了一条重经济、轻武装的“和平主义”道路。作为战后日本的主流路线,“吉田路线”除了在初期受到鸠山一郎内阁挑战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规定着战后日本的政治体系框架。吉田路线严格地限制日本发展武装,但其前提是“亲美反共”。“追随美国”并成为美国附庸,是这条路线的基本战略选择。也正是这条路线,使日本在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大和民族在战后废墟上站立起来。

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政界的“非主流派”政治家无法忍受日本对美附庸地位,更无法忍受部分主权被剥夺的法律安排,他们主张“自立”以及与美“对等”。鸠山一郎(即鸠山由纪夫的祖父)、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时期就曾积极主张修改日美旧安保条约,谋求日美“对等”。虽然“对等”没能实现,但通过修订安保条约,日本在新安保条约中争取到三项利益,即:日美新安保条约规定了美国保护日本的内容;认定美国不能随便对日本国内的民众运动进行镇压;如果军事基地有变动必须与日本“事先协商”。这是“民族派”(或曰“鹰派”)政治家与美国周旋的结果。自民党执政以来,修宪、重新武装一直是右派政治家的夙愿,但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吉田路线”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主流。“内政本位”成为日本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外交安保没能成为政策议论的核心。战后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中曾根政权的挑战。随着日本的强大,美国开始鼓吹“日本威胁论”。

近现代日本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日本社会一直没有解决好是向“西”还是向“东”的问题,日本政府实施的是“现实主义”外交方针,而社会底层却一直涌动着“理想主义”的暗流。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近代化步伐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近代日本与现代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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