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谷写道：“造化支配人，然人亦支配造化。人之内部所有之自由精神不肯默从造化。”同样的思想，乃是留学期间鲁迅论文的特点之一。其实，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为教科书使用的《伦理学原理》里的批语，也跟透谷所言相似。其后，“反对自由主义”的毛泽东也认为，从自然独立出来的人的主体性，乃来自于“自由的意志”。鲁迅、透谷、毛泽东，这些亚洲的青年之魂，一开始跟西方相遇时(虽然他们理解的内涵有所不同)，恐怕都为西方那种具有发展的、自由的精神的人生观所感动。可以说，这是在鲁迅初期论文中所提到的对“人类尊严”之发现。透谷在《内部生命论》里，是在这样的文脉中提到“生命”的：人，果有生命乎?这里所说的生命并非指五十年之人生。吾信人有生命，……彼之文明、彼之学艺，乃外物，……非吾所言者。“生命”、“不生命”，此即东西思想之大冲突也。外部文明乃内部文明之反映，故东西二大文明之要素，其差异唯在于有无尊重“生命”之宗教。优胜劣败，非此而何?

透谷用“生命”之有无，来区别东西文明，认为由此而“优胜劣败”。这一认识，跟后面将论及的、鲁迅所说的、在中国的书上看到的是“死人的乐观”，在西方书上看到的即使是“颓废”也是“活人的颓废”这一认识是一致的。在日本和中国，都把“生命”跟“精神”、“个人”相并列，把它作为传统思想中所没有的西方近代思想来接受。

去年出版的铃木贞美的《用“生命”来读近代日本》③，正如其书名所示，以“生命”为关键词，试图探索日本近代思想。在中国，去年也出版了《中国文学观念之近代变革》④一书。作者认为，旧文学把文学视作跟“政教”相联系的“道”的显现，而“五四”新文学则把它看作是“人生”即“人的生命体验”的表现;从这一转换中，可以看到文学观的根本变革。在日中两国，同时出版了把用“生命”一词表现出来的人生观看作划分近代与前近代的关键的书，使人感到这是一个今日亚洲的共同课题。

三、大正的生命主义与鲁迅

(一)中泽临川和鲁迅最近读到一位学者的论文⑤，他据上述铃木的书，以鲁迅的《随感录六十六》(《新青年》1919年11月)和载于《中央公论》1916年1月号的中泽临川的《生命之凯歌》为例，指出鲁迅受到了大正时期的“进化论生命主义”的影响。转引中泽的叙述如下：况生命之本性乃乐观。于虚伪、罪恶、皆笑而凌驾于其上。整体之生命，轻蔑死。生命，笑，舞，嬉戏。面对死，构筑，积蓄，

于是爱。于是，我等可不至于失望。否，我等任何场合，均不失望。……艺术、自然之无限，电子与放射能之发现，心灵……，美之物，自由之物，唯有人性。生命之大道，光芒万丈。为了便于读者对读，这里把众所周知的《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中的有关部分也引录如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对读一下的话，正如那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很可能参考了中泽，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共同的“进化论生命观”。

(二)大正时期的生命主义大正时期的文艺、思想跟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远比现在更为亲密的同时代性。最好的例子是创造社。鲁迅兄弟俩也几乎同样，即使回国后，还是密切注视着日本文化界的动向，不断购读日本的杂志和书籍。鲁迅能看到《中央公论》上登的中泽的文章，这不足为怪。

据铃木贞美说，田边元在他的《文化之概念》(大正11年《改造》3月号)一文中，用“生命主义”的概念来说明“文化主义”。他说，所谓“生命主义”，是一种“重视作为支配现代思想基调的生命的创造性活动的倾向”，是一种“自由地发现那作为个人内部所具有的自然力的生命思想”。另一方面，它还变成内面的宗教性和神秘的半兽主义而出现，同时，还是唤起以“从一切社会的不公正中解放出来”为目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这样的“生命主义”，鲁迅也承认。

(三)“人要生存”当然，问题是鲁迅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性。在鲁迅的文章里，看不到中泽的那种把电子、放射能以及心灵透视都列入宇宙生命考虑的“生命主义”。不仅如此，中泽的文章，乐观而明朗，把自己置于生命一侧;而鲁迅的“生命的路”，在他的文章里，可算是一个例外，比较乐观，但不及中泽。在这里，表现出他虽是一位进化论的宣传者，但他自身对未来并不相信。退一步说，即使说他是相信进化和生命的，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生命和进化一侧。鲁迅所讲的“生命”，并没有跟大自然、大宇宙的生命化为一体。王得后的新作也触及到了鲁迅的“生命本体论”。他认为，对鲁迅来说，“生命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是最终价值取向”，但他最终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尤其是他人)的内部生命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⑥。正如鲁迅在《生命的路》里提到“铁蒺藜”，就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死者一样，他在讲到生命时，总是想到其背后的死。

我想起了竹内好《鲁迅》一书的开头。他写道：李长之指出“鲁迅的作品都接触到死”，并以此“作为旁证鲁迅不是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脱出人要生存这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观念”(例如，《忽然想到六》里，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李长之这一观点“可谓卓见”。其实，生物学是鲁迅的基础教养之一，收录于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前半部分的作品，写的都是一个个生活在黑暗的农村底层的主人公的死。知道了这些，再读一下下面引用的鲁迅的文章，就能明了鲁迅的生命观中有着中泽所没有的切迫感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