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意识不可分割的部分，对母亲的落后思想意识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革命者用社会主义思想为广大底层劳动者提供了一条理解革命参与革命的途径，在更深广的生活现实领域中启发劳动群众的革命斗志。在《母亲》作品中，巴威尔曾和雷宾就宗教有过激烈的讨论：巴威尔和雷宾认为统治阶级的上帝是"神父们当棍子来吓唬我们的上帝，--他们就是嫁接上帝这个名义来迫使所有的人服从少数人的罪恶意志"，"他们给上帝披上了虚伪的外衣，歪曲了他的面目，来扼杀我们的心灵"!这就为他们领导广大群众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同时他们又为母亲及广大群众用社会主义思想勾画了一个理想世界："世界各国工人团结友爱这一不可战胜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母亲......只要是社会主义者，就永远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兄弟。"在这样的世界中"听不到备受凌辱而在怨哀疑虑的幽径上独自徘徊的灵魂的沉思，听不到被穷困折磨、饱受惊吓、丧失个性、黯然失色的心灵的呻吟"。这个理想世界就成了当时无数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向往的天府之国，成了人们忍受苦难的最后一丝精神安慰与精神寄托，这种思想也渐渐地在母亲的心灵深处扎根、成长，并驱使母亲为实现这一理想社会去斗争，甚至献出儿子以及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社会所起的特定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

《母亲》同过去反映工人生活作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第一次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反映了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阶段，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展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广阔画面，明确展示出这一革命的未来前景，通过对革命者的艺术形象的描写，揭示了整个社会生活中运行着的革命洪流，并为工农革命群众树立了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作者将时代的主要冲突作为情节基础来描写，它具有现实主义作品特有的具体性和逼真性。同时，它又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不仅表现为预见未来，展示通向未来的道路，而且表现作者处处从未来的高度反映现实， 是糅合了浪漫主义笔调和深刻的社会生活现实的。《母亲》就是作者糅合社会现实和作家浪漫笔调的作品。母亲个人既有当时社会最广大底层劳动群众的真实一面，又是作者完美化的一个人物形象。

作品中描写到传单在工厂里出现时："母亲心里明白，这场骚动是她儿子工作的结果。她看到人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她为巴威尔的命运担忧，又为他而自豪，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亲眼目睹儿子的工作在工人中间产生了"骚动"，使她对巴威尔所从事的工作又有了进一步感性认识，由恐惧变成了好奇，同时又担心巴威尔因此而入狱，充分表现了母亲思想感情的矛盾性，这正是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压迫、受剥削广大群众最真实的写照。

母亲革命意识的成长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背景。"沼地戈比"事件的发生、巴威尔的两次被捕入狱、厂区里工人的骚动、为叶戈尔送葬而发生的流血冲突、革命同志的慷慨无私和高尚的革命献身精神以及他们对正义的胜利所怀的理想，都深深地影响着母亲。从"他们的信仰使她感动，而且也使她既惊奇又高兴。她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种信仰的深度，他们对正义 胜利所怀的理想，使她得到安慰和温暖。听着他们的谈话，母亲常常由于一种莫名的悲哀而不由自主地叹息着，可是使她特别感动的是他们的纯朴和慷慨无私的高尚献身精神"，以及"他们关于生活的谈论，母亲已经懂得了很多。她觉得他们发现了人类不幸的真正根源，因此也就很习惯地赞同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深处的变化生动地反映了母亲革命意识的成长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与革命同志的长期交往中，母亲懂得了不幸生活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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