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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吕氏春秋》的生态伦理观

[论文关键词：《吕氏春秋》;环境保护;思想

[论文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时期，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着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其中不少学者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中肯的观点。《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古代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的理论巨著，是对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文化成就的总结，其中蕴涵的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很值得去探讨，其环境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中指出：“当前大多数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于人类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错误行动。我们把征服自然看做是人类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常常因为我们的错误行动而破坏了自然界。”可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而早在两千多年前所著的《吕氏春秋》中就反映出了诸多环境保护思想和意识，留下了珍贵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历史文献资料。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撰的大型学术著作，“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记，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吕氏春秋•序意》写道，有人问这部书中《十二纪》的思想要点，吕不韦有明确的回答。他说：“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日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也就是说，要调整天、地、人的关系使之和谐，要点在于无为而行。吕不韦的这段话，很可能是当时说明《吕氏春秋》中《十二纪》写作宗旨的序言，全书的著述意图，自然也可以因此得到体现。书中还记载了丰富的有关农业灾害方面的内容。这些记述多能和《春秋左传》的记载相对应。书中提出自然界的万千生物各有其运行的规律，人们应当认识这些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才能避免灾祸的发生。在揭示违背时令将招致灾害时，蕴涵有一定的灾害预防思想。

《吕氏春秋》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规定的极为详细，称为“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缳网苴罘不敢出乎门，罛罟不敢入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为害其时也。”即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止打鸟狩猎，禁止捕捞鱼鳖。这种思想认为要减少或避免自然灾害，就要有一个立足于长远、防患于未然的长效措施，要对生态资源进行保护和有节制的开发。《吕氏春秋》还包含有应正视自然灾害、从容应对灾害的思想。由于《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惟一可知确切成书年代的著作，他在中国灾害史和环境史中应居有重要的地位，书中的灾害防御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种思想正是尊重自然界中生物的生存权的表现，这些认识不断明确并逐步深化完善。

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把春夏秋冬四时各分为孟、仲、季月，共十二个月，论述了各月的天象、地上万物生长的规律以及各月应作的农事、气候和环境保护事宜。其中写到：“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无卵。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罼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 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仲夏之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季夏之月：令漁师伐蛟取鱉，升龟取鼋。…… 树木方盛，…… 无或斩伐。孟秋之月：鷹乃祭鸟，始用行戮。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 日至短，则伐林木，取竹箭。”这种生态整体思想，主张对自然资源利用有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规定。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自然界是按照自身的本性运转的。为了取得自然平衡，总是通过相辅相成进行调节，形成一个有秩序有规律的统一整体。既然自然是一个统一整体，如果把人为的因素强加到自然中，就必然使自然失去平衡，引起各种不良现象出现。 《吕氏春秋•孟春纪》：“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季春纪》：“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仲夏纪》：“(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仲秋纪》：“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淮南子•时则》：“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落，国乃有恐.一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有大恐。”违背了“时序”、“时政”，则可以导致山林“草木”的生命秩序的破坏，由此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定。

战国时代正处于农业文明初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基于这种背景下，《吕氏春秋》以关心百姓、治国安邦为出发点，对捕鱼狩猎、耕地伐木、去火烧炭等都有明确季节、月份限制，充分讲述科学道理，将保护环境列为国家政事的重要内容：“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表明了生物生存繁衍必须要有基本的生存环境条件作保障，同时也说明了自然界各生物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从效果反证措施的正确和理论的科学，是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其中关于保护山林、水道、鸟兽、鱼类的法令是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动植物等的法律规定。

此外，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就是以《吕氏春秋》为基础的。《淮南子》的《时则训》中，也把四时分为十二月来论述每月星象、气候、动植物生长与消亡，及人类的农业生产以及禁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