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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毛宗岗论诗文在《三国》小说中的结构作用
论文关键词 毛宗岗;诗文;结构功能
论文摘要 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毛宗岗详细论述了插入在其中的诗词、散文，重点是《出师表》与《讨曹操檄》，以及入话的结构功能，认为它们既在形式上，又在内容上促进了小说整体艺术结构的统一。这种认识在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小说中大量插入诗文——这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大特征。诗词、散文等文体进入小说，根据俄罗斯文论家巴赫金的说法，是体现了长篇小说的杂语性质。镶嵌在小说中的这些诗文，虽然一般仍保持自己结构的稳定和独立的风格;但是一旦进入小说，它们就必须成为小说的建筑材料，为小说的结构形式服务，适应小说结构的要求。古代小说评点家对这一问题早有关注。如金圣叹有评曰：“一部大书诗起诗结。”正是注意到诗对于《水浒传》结构的联结作用。毛宗岗的有关评批更多，认识也更明确，以下从三个方面细述。
毛宗岗首先论述了插入在《三国演义》中的诗词的结构功能。
其一，卷首词与卷末诗的结构意义。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末只有“古风一篇”，卷首并没有开篇词。毛宗岗补写了一阕著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放在卷首，并批曰：“以词起，以词结。”《临江仙》独立于百廿回之外，故曰《三国演义》的开篇是以词起，以词结。同时，这首词还与卷末“古风”形成一种章法结构。毛宗岗批道：
此一篇古风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而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正与首卷词中之意相合。一部大书以词起以诗收，绝妙章法。”
词起诗收，指整部小说的起与收。卷末古风隐括《三国》事迹，使人于晋一统之后，回味隽永。卷首词画面雄奇壮丽、笔调沉郁苍凉，使人于展读之前，先生无限嗟呀感叹。长歌当哭。卷首词的意境，是对小说长文之悲剧氛围的渲染。卷末古风最后一句本为“一统乾坤归晋朝”的单纯叙事，毛宗岗改为“后人凭吊空牢骚”，变叙事为抒情，与全书浓郁强烈的悲愤之情很好地统一在一起。可见，卷首词、卷末诗与三国叙事的统一，是悲剧精神的统一，是内在统一，而非仅仅停留在形式上。
法国评论家贝尔纳·瓦莱特曾经指出：“开头(或卷首词)和结尾(或结句)在叙述的手法中占据了优先的地位，经常(明示或暗示)蕴涵着象征性的意义——寓意。”但是，如果卷首词、卷末诗不是一部结构的有机组成，这种寓意就不能产生。毛本《三国》之开卷词、结束诗即与小说正文浑然一体，因此具有丰富的寓意，说明毛宗岗对词体、诗体在小说中的结构作用认识是很明确的。
其二，篇中诗、赞的结构意义。在小说行文中插入诗词，有时并不是为了借用诗词体裁来吟咏情性，而是尝试以诗词的形式来结构人物、联结故事。第一回写“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先出关、张，后出刘备，毛宗岗在刘备下面插入一首诗曰：“运筹决算有神功，二虎还须逊一龙。初出便能垂伟绩，自应分鼎在孤穷。”此诗在抒情中隐含着人物的生平功业，即使不了解三国史的读者，也能从中嗅出刘备在后文中必定会有一番王霸作为。这样，诗歌事实上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使读者很容易把第一回与第八十回联结起来。也就是说，第八十回的情节在第一回的这首小诗中已被提前“预叙”。
第七十八回，曹操夜梦三马同槽而食。毛宗岗于此有诗曰：“三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晋根基。曹瞒空有奸雄略，岂识朝中司马师?”第一百九回，司马师杀张皇后，毛宗岗又插入一首诗道：“当年伏后出宫门，跌足哀号别至尊。司马今朝依此例，天教还报在儿孙。”这两首诗的结构意义更加明显。“不知已植晋根基”，从小说的整体结构布局来看，此语可谓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三国演义》结尾曰：“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有前面诗语作伏，便有后面结语为应，一伏一应，贯通一气。第二首诗，意欲以“今朝”对“当年”，遂令张皇后可对伏后，司马师可对曹操;这样，人物、情节虽分处前部、后幅，然而却般般相对，成为一个系统。第一首诗，以前伏后;第二首诗，以后照前，目的都着眼于结构的统一。同时，这两首诗虽然远隔三十余回，却都以司马师对曹操，所以又可自成结构。
以上所举的三首诗，均为毛本《三国》所有，而为嘉靖壬午本所无。这说明，毛宗岗是在有意识的运用和发挥诗词体裁在小说文体中的结构功能。
其三，诗词的整体取向。毛本《三国》，诗词总量约二百余首。其中，少量为人物著作，大部分乃作者插入。毛本诗词由嘉靖本发展而来。嘉靖本原有诗词数量多达三百一十余首，毛宗岗在改编时约删去了三分之二。同时，又别出机杼，根据他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认识，而有所增补。比较嘉靖壬午本，毛本诗词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悉取唐宋名作，而去“俚鄙可笑”。小说即系名著，那么诗词理应为绝妙好辞。这样，“叙事之中夹带诗词”，才是“文章极妙处”(《凡例》)，二者相得益彰。第二，褒扬忠义，鞭挞奸恶，立场坚定，倾向性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一人一义，一事一物，几乎都可以入诗。但在毛宗岗看来，诗以志之，歌以咏之，这是有限度的。并非出色惊人之事都可形诸歌咏。庞德忠于曹操，吕蒙袭了荆州，如此便不值得歌咏。毛本《三国》的诗词，紧紧围绕忠义与奸恶的截然对立而设计，可谓旗帜鲜明!反观嘉靖本，态度并不这么明朗。吕蒙袭荆州，败关羽，功成名就，叙述者接连插入三首诗加以鼓吹。但在毛本中，却尽数被删。总之，嘉靖本诗词，给人感觉是为历史上的人与事而设，因此，往往一人一事皆有诗，诗词与小说颇有脱节之处。而毛本诗词，则是为小说中的人与事而设，服从于作者的价值取向，因此，诗词与小说结合紧密，并成为表现作者主观倾向的利器。
诗词是最讲究主观直接的一种体裁。巴赫金认为，像这样的体裁，“一旦进入小说就变成了描绘的对象。在小说的条件下，任何直接的话语，如叙事诗、抒情、正剧的话语，都在不同程度上客体化了;它自己受到了制约，并经常由于受到制约而显得可笑。”毛本《三国》中的诗词就是如此。它不能自由地完成“诗歌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语)的使命，而且还要不得不为小说的构成献计出力，并在总体上服务于小说的价值倾向——这，难道不有点可笑吗?
除插入诗词外，可以人小说的文体是很多的。例如《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回诸葛亮开列的制造木牛之法、流马之法，这是科技论文体裁;西蜀降魏、东吴降晋的户口簿，这是政治公文体裁。它如《红楼梦》第十回张先生给秦可卿开的药方，这是医学体裁。所有这些都是非文学体裁，尚能为小说所容纳，与小说具有亲缘关系的其它文学体裁就更不用说了。
在《三国演义》中，数量次于诗词的文学体裁是散文。包括论、评，诏、表，疏文、檄文、祭文，传记等。小说离不开它们，因为小说中的人物要进行政治、军事活动，有时就需要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解释自己的行动。所以，这些文章、散文，是小说刻划人物、推动情节的必要手段，也应该发挥着一定的结构性作用。
毛宗岗对第九十一回出现的诸葛亮《出师表》就十分重视。《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起首第一句，毛宗岗便下批语曰：
《出师表》曰：“叹息痛恨于桓、灵。”故从桓、灵说起。桓、灵不用十常侍，则东汉可以不为三国;刘禅不用黄皓，则蜀汉可以不为晋国。此一部大书，前后照应起。
《出师表》的原话为：“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毛宗岗借用了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毛本《三国》追本溯源，从汉桓帝、汉灵帝开始说起：“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在小说结尾，汉桓帝、汉灵帝已属百年故事，陈年亡魂，但毛宗岗仍不放过，痛下批语道： 此卷纪三分之终，而非纪一统之始也。书为三国而作，则重在三国，而不重在晋也。推三国之所自合，而归结于晋武，犹之原三国之所从分，而追本于桓、灵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则始皇不可以比汤、武;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则武帝岂足以比高、光?晋之刘毅对司马炎曰：“陛下可比汉之桓、灵。”然《三国》一书，以桓、灵起之，即谓以桓、灵收之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