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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宋濂与戴良友谊变异探微
论文关键词：宋濂;戴良;友谊;婺州;元末明初
论文摘要：宋濂与戴良是同乡同门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坛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他们在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中，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戴良与宋濂的友谊很难维持下去。探讨元末明初同门朋友友谊的变化，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文人的心态和严酷的生存环境。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原籍婺州金华潜溪，至正六年(1346)迁婺州浦江(今金华浦江)。戴良(1317—1383)，字叔能，婺州浦江人。戴良虽然小宋濂七岁，但由于他们同乡，且都师事过元末的大儒柳贯、黄溍、吴莱，因此，两人在婺中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至正九年(1349)，元朝大臣余阙来婺州任浙东道廉访司事，宋濂与戴良一道去拜谒。余阙十分赏识两位后辈的德识才学，除了盛情夸奖和热情勉励外，“且各书斋扁为赠”[1]1577。后余阙得知柳贯去世，有遗稿留在家，即命宋濂和戴良“汇次之”[2]序。宋、戴两人受命后，将老师柳贯可传世的作品编成《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请余阙和老师的友人危素作序，余阙命刻之学宫。柳贯尚有古今诗907首，杂文248篇，宋濂和戴良又辑为《别集》二十卷，命柳贯子卣藏之。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五日，宋濂携家自金华迁浦江孝门桥。这样，宋濂和戴良同处一邑，有了更多的交往。是年八月，宋濂撰成《浦阳人物记》，他请戴良为其作序。戴良在序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罗废坠，抉剔幽隐，撰成乎此书。使夫一县之内，数百年之间，忠君孝父之则，施政为学之力，以及女妇之范模，莫不粲然而具备，交见乎吾前。其视彼之区区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见浦阳之为县，将自是而出色矣[3]卷6。
宋濂于至正九年曾因危素之荐被朝廷授予翰林编修之职，由于老师黄溍在朝中坚决求退，加之宋濂对元朝也失去信心，故来到浦江后不久，即入浦江仙华山为道士。宋濂的行为很不为时人所理解，且遭到一些士大夫的嘲笑。戴良曾与宋濂谈起此事，宋濂即请戴良为其写序辩护，以祛除人们的嘲讽。“子知我者，何不赠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戴良应命写了一篇《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文中，戴良复述了宋濂四条不能为官的理由后，即援引“贺知章辞秘书之职，请为道士于荆川;陈图南不应时君之召，入嵩山为道士”的例子为宋濂壮行，可谓深得交友之义。
朋友之道，不仅仅局限于谈学论道、切磋学艺，也在于对对方生活上的关心。戴良一次病倒，二十多天不见好转。宋濂特地赶往探视，安慰劝勉，授之良方，直到戴良病愈才辞别。宋濂之于戴良，亦可谓厚矣。戴良有感于宋濂的关怀，写了一首《病中承宋编修见过》诗以致谢[3]卷6。
至正十一年(1351)由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敲响了元朝灭亡的丧钟。之后，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相继出现了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朱元璋、明玉珍等军事集团和政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十九日，朱元璋率军攻下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分省，并将婺州改名为宁越府。朱元璋虽为不通文墨的和尚出身，但作为起义的领袖，他深知罗致人才的重要。故婺州被攻下后，他即派人搜罗婺州文人至他的幕下，以备顾问。
至正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命婺州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宋濂被聘为五经师，戴良被聘为学正。有关史料记载道：“(己亥正月庚申)命宁越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4]是年六月，朱元璋离开金华回到应天(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宋濂与处州的叶琛、章溢、刘基被朱元璋召至南京。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廷以荐授戴良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中顺大夫。二十二年(1362)，戴良由金华道经杭州，抵苏州上任。当时苏州名义上还属于元廷，实则是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所在地。
从上面的史实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濂和戴良一对同门好友，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他们一同被聘至婺州郡学任教员，朝夕相处一年多后,却又分道扬镳。何以宋濂应朱元璋之召，而戴良却转而仕元，走上一条与宋濂对立的道路上去呢?
从宋濂这方面讲，他几次参加元朝的科举，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使他对元朝的一系列制度有所怀疑和批判。例如，他的《龙门子凝道记》，即以寓言的方式对贪婪的统治者、不良的社会风气、丑恶的世态都有过尖锐的针砭和批判。他拒绝接受元朝授予的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一方面固然有老师黄溍的影响，但主要是对元朝已彻底失去信心。他一度出为道士，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儒家文人，宋濂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仕”与“不仕”的激烈冲突中，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对“凤凰不来，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1]1753的现状更是忧心如焚。《龙门子凝道记•观渔微》中渔夫对龙门子“肥遁”的尖锐批评，可以看成是宋濂内心的自我谴责。但是，在出仕的问题上，宋濂坚持一个要求，那就是：君王必须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样礼聘他，不然宁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这样说道：“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1]1754宋濂甚至以孤独氏二女因无人作媒、宁死不嫁的故事，来表明自已要由礼而仕的坚决态度：“区区一女子，尚以死守礼，予曾谓学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礼乎?”
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前的几天里，宋濂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后为婺州知府王宗显的礼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学五经师，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作《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以多病、亲老、性懒、朴憨等理由辞谢，书中有“与执事相契亦欢甚，初无不共戴天之仇，执事何为欲强之乎?”之句。不过，由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拒绝就任五经师不是宋濂真正的本意，所以上面的俏皮话，仅仅表明自己并非是自轻自贱之徒。王宗显看出宋濂并非深拒固辞，故几番礼请，终于在次年正月郡学开学的时候将宋濂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