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钱镠利用人们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信仰，制造种种神话，为自己添上了神圣的灵光，增强了凝聚力。钱镠出身本来低微，又兼“无赖，不事家人生产，以贩盐为盗”。乡里人大多鄙视他。当时，县录事钟起数子喜与钱镠交游，也遭到钟起的禁阻。“稍通图纬诸书”的钱镠便与“善术者”合谋，演了一出“戏”，以证明钱镠是上天注定的“非常入”、“贵人”、“王人”。《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第七》载：“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钟)起与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占君县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为置酒，悉召贤豪为会，阴令术者遍视之，皆不足当。术者过起家，(钱)镠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谬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质(验证)吾术尔。’明日乃去。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时时贷其穷乏。”此事不可轻易看作是后世史家神化统治者的无稽之谈。此事或许是“事实”，但此事的“导演”极有可能是钱镠。钱镠走南闯北贩盐，交际广，请个术者演场“戏”并不难。大约钱镠知道钟起迷信神秘的方术，于是请术者以占星术骗取钟起的刮目相看，不仅可令其允许诸子与钱镠交游，还可借钟起作宣传工具，为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从钟起“纵其子与镠游”，并“时时贷其穷乏’看，钱镠的“戏”演得很成功。这一成功，也许令钱镠“品尝”到了神秘宗教的无穷魅力，于是，其后，围绕着钱镠，种种“天人感应”及“神助”的神奇故事便衍生出来，并被史家言之凿凿地载入史册。

古代中国人都很重视人的出生，认为“非常人”的出生一定不平凡，一定会有“天人感应”的迹象。故历代统治者在发迹过程中及掌握政权后，都致力制造种种“神话”，以凝聚人心。钱镠也不例外。

另外，针对军队中将士普遍怀有神的观念和信仰的现实，钱镠在领兵作战、筑城、出行等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种种途径、手段编造传播形形色色的“神助”故事，其客观效果，不只是神化了钱镠，同时也激励了士气，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壮大了其军事势力。仅以军队作战为例，什国春秋》卷七七载：唐中和二年(882)七月，钱镠统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叛军，“会夜分，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缪掬江沙，吞而祝曰：‘吾以义兵讨贼，愿(天)助阴云蔽月，以济我师。’倾之，云雾晦瞑，即渡江，窃取军号，斫其营。”把战胜敌军归功于祈祷而获得天助。乾宁四年(897)八月，钱镠向唐朝请封胥江惠应侯为吴安王，理由是：“先是，安仁义将沿江入寇，一夕惊涛，沙路尽毁。王(钱镠)感其神异，请而封之。”神不仅助钱镠军队战胜，还破坏敌军对钱镠军队的偷袭。开平二年(908)九月，钱镠又奏请后梁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以仁杲常以明兵助王(钱镠)”故也。钱镠对神的一再请封，与大事修庙、亲撰碑记一样，实质上都是一种宣传手段。诸如此类的“神异，，故事，史籍中还可捡拾若干。这些“神助”故事，或是偶然事件，通过附会而成;或是子虚乌有，虚构而来。故事神秘，无从核实，信不信由你。但可以断言，在人们宗教观念深厚的古代社会，这对激励钱镠军队的士气、斗志，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晓之以理”所不能企及的。

其次，通过祭祀，加强与神灵的联系，祈求得到神助，并藉此“神道设教”，以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之心。祭祀既是中国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宗法性传统宗教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封建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倡导的“礼”的重要内容之一。《礼记·昏义》篇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婚)，重于丧祭。”《祭统》篇又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钱镠在治军、治国过程中，对于祭祀也极重视，将祭祀作为团结亲族，笼络将士臣民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祭祀活动包括：

1.祭祖先。在古代，祭天是礼制规定天子的特权。钱镠身为大臣，不能僭越礼制，只能祭祖。在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天是祖的延伸，祖是天与人沟通的中介。祖先拜祭是维系血亲关系的重要机制，其意义在于维护孝道。当时，钱镠的部下中，不时有见利忘义，伺机叛乱者，这对钱缪事业的发展是一大障碍。钱缪深为此而头痛。他认识到，要培养部下的忠心，首先得从培养子弟的孝道着手，子弟孝，臣下忠，事业才可成功，此即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光启四年(888)七月，钱镠在临安九州山新修钱氏九州庙，天祜三年(906)十一月，通过唐朝敕命，允准于本道建三代私庙。开平四年(910)，后梁敕封钱氏三世，“敕建三世庙于安国衣锦军”。钱镠修宗庙，祭祖先，旨在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观念，防范犯上作乱。其后，钱氏宗室和穆，将臣忠心，可见其修宗庙，敬祀事的积极意义。

2.祭忠臣。为培养将臣对自己的忠诚，钱镠的法宝之一是对已逝忠臣的拜祭，包括拜祭地方历史上的忠臣及自己军队中出现的忠臣。乾宁二年(895)，“是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候”。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忠臣。胥山即今浙江杭州市内吴山，山上原有伍子胥庙。对伍子胥祠的加封，虽出自唐廷，却是应钱镠的奏请;封祠祭神的目的，一是祈求神灵对自己的佐祜，二是显示自己对忠臣的敬意。对病死或战殁的忠将，钱镠也以祭拜表示自己的感恩和崇敬。唐光启三年(887)，润州牙将刘浩叛乱，逐其帅周宝，推度支催勘官薛朗为帅。钱镠遣将取周宝以归，并“具军礼郊迎。环久，周宝病卒。其后，钱镠遣杜陵等攻润州，逐刘浩，执薛朗。钱镠“剖其(薛朗)心以祭(周)宝”。杜陵，唐末归附钱镠，对钱氏忠心耿耿。乾宁年问(894-898)，杜陵败淮南宣州叛军。钱镠将叛军改编为亲兵，号“武勇都”。杜陵认为叛降之军勇悍无赖，置之肘腋必为祸患，曾密疏钱镠以士人取而代之。钱镠不从。其后，武勇都果然反叛，与淮南勾结，几置钱镠于死地。钱镠为表彰杜陵的先见及忠诚，“使祭之，旌其先见”。武勇都军叛乱时，高渭率师入援，中伏战死。后叛乱平定，投奔淮南的叛酋徐绾被淮南槛送回来。钱镠“命剖(徐绾)心以祭高渭”。对死者的祭祀，宗旨显然在于激励生者。吴越国多忠节之将臣，绝非偶然。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钱镠与传统宗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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