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重视学术思想的传授，一生四处建精舍、创书院，讲学、刻书、立祠，广收门徒。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考亭学派文风论略。

朱熹弟子中，蔡元定、蔡沈、黄棘、陈淳等人对其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再传或私淑弟子如真德秀与魏了翁等，对朱熹思想走向正统化居功至伟。元朝以降，程朱理学意识形态化，即使一些不仕者私奉其学，但其学派意义已基本消失。要对考亭学派的散文风格有所阐发，朱熹之外，当以黄口、陈淳、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为典范。《庆元党禁》沦朱熹一派文章为“对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仪;语言险怪，亦如释氏之语录”。所谓“偏枯”，其实就是指他们的行文质实，不事雕琢;所谓“险怪”，亦即用语俚俗，无所润泽，异于时文。朱熹一派，大多发挥了儒家平正质实的一面，文风之醇实毋庸置疑。不过，同以平淡、质实、醇和、中正为宗，同样是阐发心性、讨论性天，由于作者禀赋不同，旨趣有所偏重，文章的风格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黄榦少从朱熹，深受其倚重。后来，朱熹把女儿嫁给他，希望代为讲习。朱熹临终之时，还有以衣钵授之、薪火相传之意。在朱熹诸弟子中，黄棘最能坚守师说，始终不贰，并把师道的传承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黄棘之文，也颇为醇正，态度温和，语气平直，缓缓道来，毫无焦躁之气，故纪昀等评论说：“其文章大致质直，不事雕饰，虽笔力未为挺拔，而气体醇实，要不失为儒者之言。”

黄榦进一步强化了朱熹内省的倾向，把立德放在首要位置。他在《黄西坡文集序》一文中指出：“善学者先立其本，文词之末，达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务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见其能工也。”他所写的文章，触目尽是性理之辨、修身之说，书牍之文如此，序跋之文如此，连历来颇具文学性的记体文字也无例外。如论《杨恭老敬义堂记》论“敬”、“义”对存养省察的必要性，《郑次山怡阁记》论兄弟之谊的重要性，《家恭伯重斋记》论为学之要在用力于“《大学》之道”。至于学记、祠堂记、书院记更是教诲之词连篇累牍。同为写莲，周敦颐的《爱莲说》写得风神卓越，情致盎然。黄榦之《郭圣予瑞莲堂记》，直述其事，直陈其理，毫无婉曲，一览无遗，了无情趣，与《爱莲说》在艺术上的距离之大，自不可以道里计。其言时事，也少径遂直陈，为文力求温厚柔和，往往多方铺垫，以转引出所论之事。如其《右门拟与两浙陈运判》述浙西之民困苦之状，以期待有司有所改正。但书信先顾左右而言它，未敢直陈。其后左转右转，牵引到所言之事，又轻轻一笔略过，随即引经据典加以表白，惟恐直露疏狂。南宋文所受的“平弱”之讥，纪昀等所言“笔力未为挺拔”，都由此可见一斑。但黄榦深知“致知、主敬两事，相为经纬”。他强调道德修养，也强调践履，强调务实，在南宋诸儒中，又以政务著称，并因此屡受排挤。作为实干家，黄榦所论多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其行文虽平直而不肤滥，虽略嫌板滞而不迂远，虽多缓和之语，间或亦有愤激之时，如其《与李珏书》，连《宋史》本传也以为其言激切。黄榦书信、题跋虽多平实，不露声色，但不乏神采飞扬、豪气干云之作，如《复李军使书》称颂对方“陈义慷慨，词气奋厉，如惊湍怒涛，汹涌奔放，不可涯涘”，其信亦仿佛之，顾盼自若，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