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在1991～2003年间大幅度提高，由1991年的0.64上升至2003年的1.00，达到技术有效。而后各年虽有浮动，但都保持在0.90以上，平均效率为0.95。从整体上看，1991～2007年间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综合技术效率较高。相对于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而言，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变动幅度相对较小，方差仅为0.0069，说明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较高，但也反映出17年间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并未显著提高。从产出上看，1993～2009年，我国的农业专利申请数、SCI和EI收录的科技论文数和土地产出率均稳步上升，但资源利用效率曲线却逐年呈现下降趋势，农业生产总值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2)农业科技创新的综合技术效率主要取决于科技投入要素间配置结构的协调程度。纯技术效率代表了农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反映的是由于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规模效率反映了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基本投入要素规模变动而影响的生产效率，取决于各种要素之间配置比例的合理程度;综合技术效率由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组成。从图1可以看出，1991～2007年，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纯技术效率基本稳定在1左右，说明17年间均基本达到技术有效;规模效率在1991～1993年间大幅度提升，而后除个别年份稍有下降以外，整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特别是从2001年以来所有年份(除2005年)都达到规模有效，说明我国科技创新人员、资金等投入要素配置规模逐渐趋向合理。而1991～2007年间我国科技创新综合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基本保持了一致的变动趋势，说明综合技术效率主要取决于规模效率的变化，人员、资金投入有效规模的扩大对提高农业科技创新的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3)综合技术效率主要受不同创新主体科技投入占比影响，而和投入强度关系不大。1991～2007年，我国在人员、资金等要素的绝对数量投入方面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相对数量呈现较大的波动(见图2)。农业三项经费占财政支农的比重由1991年的83.4%迅速下降到1995年的52.2%，而后有所回升，到1999年基本与1991年持平，占到财政支农支出的83.8%，之后各年波动相对平稳，平均维持在72.1%左右。每万名经济活动人口中农业研究开发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投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1～1995年基本维持不变，每万名经济活动人口中农业研究开发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大约有0.77个;1996～2004年稳定波动，1996年数量迅速下降为0.54，而后的9年基本在0.52左右波动;2005～2007年稳步上升，到2007年上升至0.59。但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综合技术效率受科技投入强度效率影响并不大，而和科技投入结构效率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综合技术效率的提高有赖于科技投入结构的优化调整。4)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有助于提高科技创新的综合技术效率。在农业科技投入结构方面，政府属研究与开发机构的R&D经费支出占R&D总投资比不断下降，由1991年的77.5%降至2007年的40.7%;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经费支出占R&D总投资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1991年只有19.7%，而到2007年达到了50.1%;高等院校的R&D经费支出占R&D总投资比从2001年的2.8%增加至2007年的9.2%，但变动的幅度不大，2003～2007年基本维持在9.7%左右。由此可以得出，1991～2007年，我国的农业科技投入主体发生了较大变化，1991～2003年表现为以政府属研究与开发机构的科技投入为主，2004年大中型工业企业首次超过政府属研究与开发机构，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要指农业龙头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在资源配置上更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的实际，其研发强度越强说明有更多的资源按照市场的方式进行高效配置，其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不断加强，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科技创新综合技术效率的提高。

3基于Tobit模型的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政府、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包括人才、资金、科技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创新环境等多个要素，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高低除了受科技投入强度和投入结构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外，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等外部环境也在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9-10]。用教育经费占GDP比表示教育投入，用三种粮食平均商品率表示农业组织经营制度，用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表示农业政策，来研究教育、农业组织规模、政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通过计算所得，变量统计描述(见表4)。借助EVIEWS5分析软件，一次考虑一个环境变量的影响，对农业科技创新综合技术效率值与教育投入、农业组织经营制度和农业政策的关系进行估计(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教育投入、农业组织经营制度和农业政策三个自变量均通过检验，与综合技术效率值显著正相关。而教育投入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最高，政府政策次之，农业组织经营制度最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教育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效率提高0.24%。2000年之前，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均低于4%，平均占比为3.32%;2001～2007年平均占比为4.51%，上升了1.19个百分点。因教育投入增加而带来的效率增加值为0.2856;农业组织规模(反映农业组织经营制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效率提高0.018%。和1991年相比，2007年我国农业组织规模扩大了18.3%，带来的效率增加值为0.3294;政府在农业方面的财政支出整体上呈下降趋势，2007年比1991年低了1.6个百分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降低0.1744。综合考虑三种外部环境因素，2007年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值比1991年增加了0.4406，而实际增加值只有0.3565，说明三种因素之间存在交叉影响。一次考虑三个环境变量的影响，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数据显示：考虑三种因素的交叉影响，进行教育投入、农业组织经营制度和农业政策三个环境因素与农业科技创新的综合技术效率值的回归性分析，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系数”列可看出，单就外部环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来说，教育投入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最高，政府政策次之，农业组织经营制度最小，和一次考虑一个环境变量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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