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债务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不断扩大，具体表现为：一是债务危机使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政治危机、制度危机之中，使国家濒临破产。正如一位前欧洲国家政要面对债务危机时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德国媒体也评论说，在政府领导人看来“连任比责任更重要”。在债务危机发生前，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社会福利，推高债务;在债务危机发生后，受各种利益关系的牵制，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评论说，“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国际舆论也评价说，发生在华盛顿的不只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面对债务上限问题美国两党将政党争斗置于世界经济安危和各国利益之上，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也动摇了世界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信心。

债务危机使国家濒临破产，冰岛是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第一个破产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PIIGS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和60%以上，如表1所示。PIIGS五国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令人担忧，2008年以来其赤字率和债务率高居不下，而

通过。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民主制度”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2006年4月意大利议会选举中，贝卢斯科尼在竞选中承诺当选后削减商业和家庭的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以降低财政赤字，甚至许诺如果能获得连任，将会免征首次购房的税收。普罗迪也在竞选中承诺当选后第一年将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降低5%，由此造成25亿欧元的资金缺口将通过征收资本盈利税、打击逃税等措施弥补。

被选举人如何对选民负责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选民负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被选举人当选后在公共财政支出上，兑现选举时的承诺、对选民利益进行倾斜。图3、表2、图4反映了美国、意大利社会福利支出所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社会福利支出所占GDP的比重。

根据西方国家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选举权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具有普遍性。而作为选民的公民，包含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中产阶层及平民而言，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增加社会福利和就业;对富人阶层而言，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减少税负。由此，在已有高社会福利、高社会保障水平的福利制度基础上，选举民主只有以更进一步增加社会福利和就业、减小税负为纲领和策略才能赢得选民;当竞选获胜以后，只有实施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减小税负等具体措施才能表明对其选民负责，才能稳固其选举成果和执政基础。因此，被选举人为了当选，拉选票时往往采取减税、增加社会养老、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措施来博得选民的欢心。减税则国家的收入减少了;增加社会养老、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则政府的开支加大了。长此以往，必定会出现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得靠举债来为继高成本的选举民主。每隔一定期限的选举，被选举人为了自己的选票，完全不顾政府入不敷出，继续减税、增加社会福利。因为只有这样做，选民才会投你的票，被选举人才能当选。这就是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逻辑。

然而，随着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的居高不下、社会福利财政支出的不断增长，当这些国家无法相应地提高国家创造财富的速度、确保财富的创造量达到或超过消耗量、生产力不能满足生产关系的需要及可支配的财源越来越有限时，解决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利益关系的途径只能有三个：一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但这样会遭到来自中产阶层及平民的反对;二是加重税负增加国家税收，但这样会遭到来自富人阶层的反对;三是通过国家举债来维持选举民主和高福利保障模式，但这样会使国家陷入危机。显然，削减社会福利、增加税负是违背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逻辑的。由此，既不能削减社会福利，而且还必须逐年增加;也不能增加税负，这样就只能依靠举债才能维持选举民主运行的利益成本。实际上，近些年以来，西方国家就是依靠举债来维持这种高社会福利、低税负的西方选举民主制度，当这种举债本文世纪论文网(www.21cnlunwen.com)提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债务危机。因此，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一是表明了其他债权国家为这种选举民主“埋单”;二是表明债务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的社会危害及其影响使西方国家自己为选举民主“埋单”。西方债务危机的实质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是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方向问题，是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否则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今西方债务危机是西方国家为违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原理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建立在社会福利制度基础上的选举民主，或者说社会福利制度与选举民主制度的结合，既是导致西方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根源，也集中反映和体现了债务危机是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实质。在社会福利制度下，民众享有高福利、高水平社会保障，税收政策更加倾向于多数人，社会越来越平均分享财富，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懒惰散漫，或者努力工作缴纳更多的税收养活他人，或者失业等待社会救济，但失业者和就业者生活的差别并不明显。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不仅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民众越来越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在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基础上推行的选举民主，意味着选票决定了选民的高福利生活及被选举人的当选。西方债务危机的爆发已经向世人宣告：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凸显制度缺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

三、反思与结论：走出债务危机——积极推进制度变革

从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与选举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内在联系的总结分析中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债务危机凸显出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债务危机和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局限性构成了选举民主生存性的、也可能是最严重的挑战。因此，积极推进制度变革是走出债务危机的重要途径。

第一，民主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发展现代民主制度应更加重视从注重选举到注重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民主形式具有多样性，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指民主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西方国家将分权制、议会制、普选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作为民主的主要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但核心是选举，西方选举民主被推崇为一种普适性价值;社会主义国家将民主的表现形式看成是民主本质的反映，认为民主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重点是知情权、监督权和意志表达权)、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体，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二是指与历史文化、具体国情相联系的民主有不同的模式，如古代雅典的古典民主(classical democracy)、竞争性精英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多元主义民主(Dlural-ism)、合法型民主(legal democracy)、参与型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分权制、议会制、普选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不是民主的唯一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因此，既不能以选举代替民主的全部，把选举等同于民主是对民主制度的极大误解;也不能以一种民主形式作为民主的唯一、标准模式，搞民主模式输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应当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顾国情盲目实行选举民主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使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网络化、信息化时代，虽然不同民主模式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些相同的外部特征，但也还是存在着不同的民主模式。事实证明，拉美、中东等国家并没有因为推行西方式选举民主而带来发展和繁荣，相反，西方选举民主与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内在联系雄辩地证明了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缺陷。选举民主过程的运行由于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确实导致了社会福利成本和选举成本的极大提高，甚至使民主的趋向受到了挑战。对于中国而言，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在法治的框架下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民主模式”。

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因此，民主应当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体。面对债务危机，治本之策就是要改革和完善民主制度，重点是要从只注重选举走向注重对公共权力

行使者的监督、改变民主选举的规则。因为选举解决的是如何授权、取得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解决的是取得公共权力之后如何确保合法有效使用和增进公共利益的问题。缺乏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行使者就容易忘乎所以，容易脱离人民而高高在上;缺乏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制约，也是导致人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从重视选举到重视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监督的民主制度变革，有利于改变选民主动、被选举人被动而使被选举人讨好选民的选举秀，有利于强化被选举人决策的独立性而减少对选民的依附;有利于被选举人在法治框架和选民的支持下有力量管束公共权力行使者和选民的贪欲。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被选举人不能过度讨好选民、依附选民;被选举人不能只是选民的仆人，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选民的引导人：被选举人不能只是跟在选民后面摇尾乞怜，而必须具有公共精神和创新能力。

第二，西方选举民主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金钱政治”，具有制度缺陷。从近现代西方民主起源和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选举民主的真正本质乃是一种以利益为中心的金钱政治，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权力，即税收的控制权。关于这一点，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达尔所说：“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面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和各种思潮，恩格斯这样评价说：“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这些论述充分揭示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内在本质是基于交易原则基础之上的“金钱政治”(或“物权政治”)，即以物权为依据而进行政治权力分割的政治、物权至上的政治。在现实的政治关系中，金钱成为左右政治的主导性力量。当今西方债务危机正是集中反映和体现了选举民主制度通过“金钱政治”来分配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本质。同时，以利益关系为中心、以金钱为基础和保障的选举民主制度也是一种计量成本的政治制度，它通过普选制、竞争制表现出来的对社会政治资源的统筹、整合与利用，体现了市场经济社会货币所蕴涵的效率法则。作为选民付出了投票成本而换回高社会福利、低税负等利益，作为被选举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减小税负的施政成本而赢得选票和巩固其执政地位。权力运作效率的高低成为了衡量选举民主政治制度伦理的根本尺度：节约权力运作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成为了审视权力的制度安排和权力之间分配与制衡的自律品质的重要标准。然而，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缺陷，不仅导致了权力运行的效率缺失，而且还导致了社会福利成本和选举成本的极大提高。被选举人在选战中的目标是“票数最大化”，而选民的目标是选举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净利益的候选人或议案。

西方选举民主还常常标榜“代表人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制度，即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人”间接地反映选民意愿和偏好的制度。但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是无法将个人的选择和偏好加总成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的，换言之，没有任何规则能够在随意的个人选择和偏好基础上构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西方选举民主无法提供一个理想的投票规则，自肯尼思·阿罗于1951年证明了“不可能定理”以来，社会科学家对西方选举民主及其选举人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这一特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迄今为止，西方选举民主制度也还没有设计好投票规则与公民选择、选民偏好强度与投票结果质量之间的制度安排。这样，这种选举民主不仅为政党操作、愚弄甚至出卖选民提供了条件和机会，而且还为解释赤字、通货膨胀、日益膨胀的政府规模、债务危机为什么会出现提供了考察的根据。正如布坎南所说，“当选的政治家乐于将公众的钱花在能给他们的选民带来明显利益的项目上，但却不愿意向这些选民征税。”“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他们希望这样做能博得选民的支持。但这只能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选民的行为上。选民们为什么会支持那些从财政意义上讲行为极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公众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普遍接受意味着什么?这里存在着许多悖论。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大的赤字，以及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再加上一个迅速膨胀的公共部门，这样一种政体对任何人来说很难被视为是有益的。然而为什么社会机制或一般民主过程偏偏产生出这样一种体制?”

西方选举民主的“金钱政治”本质再一次证明，是民主选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今天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候选人为了当选，不断为满足选民无休止的高水平社会福利要求作出不切实际的许诺，甚至远远高于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靠发行债券、国家举债来过高福利的生活，导致财政严重赤字和社会恶性循环。因此，必须从完善选举民主中的游戏规则、大大降低选举民主运行过程中的社会成本等方面来变革传统的选举民主制度：还可以通过发展协商民主来促进传统选举民主制度变革。

中国历来具有“强政府、弱社会”的体制特征，在加强社会管理及社会建设过程中，大力增强和发展民权、加强社会组织体系、促进社会发育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在确保人民民主权利的基础上，面对社会群体性事件和不断增加的大量信访，不能只祈求通过经济方式、给钱的方式来解决，而必须通过强化和完善社会管理、寻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来逐步解决，居高不下的“维稳”成本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而且会导致财政问题。

第三，社会保障水平应当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随着“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出现，政府管理职能不断增加，政府规模不断膨胀，“大政府时期”、“福利国家”时代到来了。许多国家选择了福利国家的道路，为公众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二战以后，欧洲许多国家实行了为公众提供部分或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因此，社会福利措施的推行是缓和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一种改良主义方法，是面对日益激烈的利益冲突、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用心险恶的算计，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表制度，就不能不给予在‘文化’方面必然有较高要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这种权宜之计在一定条件下和时期内能起到缓和作用，但由于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的缺陷、社会内在矛盾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根本无法消除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福利制度最基本的机制就是高税收、高福利，税源减少必然导致高福利难以为继，建立在福利制度基础上的选举民主必然使社会财富消耗的增量更加大于社会财富创造的增速。因此，调整福利政策以确保社会保障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变革选举民主从注重选举到注重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以减少选举民主的运作成本，是化解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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