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政治学分析

[摘要]以选举为特征和标志的西方民主政治，不仅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国家输出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政治理念和民主模式。西方国家以实行了这种选举民主制度而标榜为自由国家、民主国家、法治国家、福利国家，甚至将选举民主模式作为干涉他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搞政治输出。然而，只要深入分析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会发现，西方国家债务危机正是这种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反映和体现，表明了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已陷入困境和面临变革的巨大压力，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继续推行这种选举民主，要么明确承认这种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积极推行变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的一个债权国，须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及选举制度，强化社会建设以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民主模式”。

[关键词]政治学　债务危机　选举民主　选举制度　民主制度

[中图分类号]D0;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32-09

一、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现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了一轮又一轮的债务危机事件，当今西方国家正处于债务危机多发、频发的时期。我们可以从债务危机波及西方国家的广泛程度、债务率的严重程度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等方面来分析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现状。

第一，以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的国债危机为代表，西方国家债务危机涉及的国家多、范围广。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言，一是北欧小国冰岛的“外向型”债务危机，这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源地。2008年10月，冰岛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根据美联社的数据，当时冰岛外债规模高达800亿美元，为其GDP的300%左右，人均负债1.8万美元。2009年，冰岛陷入严重衰退，GDP负增长6.7%。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主导了冰岛的债务救援。2010年初，冰岛总统否决了存款赔偿法案，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至“垃圾级”，冰岛危机再度爆发。二是中东欧国家的“外来型”债务危机。2000年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商业银行被以西欧银行为主的外资控制，2008年底外资所占比例达54%-97%。据摩根士丹利的估计，中东欧拥有约1.7万亿美元的外汇债务，而且2/3的贷款为外币贷款。随着转轨改革的深入开展，东欧国家的负债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2009年初，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低了乌克兰的评级，并且认为东欧的形势在不断恶化，这触发了中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三是西欧PIIGS国家(即所谓猪仔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传统型”债务危机。2009年10月4日，希腊新政府公开表示，前政府掩盖了债务和赤字的真相，指出2009年真实的赤字率为12.7%、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13%，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3%和60%的标准;之后，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纷纷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市场开始质疑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债务危机在西欧迅速蔓延。2010年11月28日爱尔兰政府决定接受欧盟和IMF850亿欧元的援助，2011年4月葡萄牙宣布寻求欧盟援助，成为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第3个寻求欧盟援助的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面临着沉重的债务困扰，2010年，西班牙的债务率和赤字率分别为61.0%和9.3%;意大利的债务率和赤字率分别为118.4%和4.5%。

就美国的国债危机而言，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政府支出必须经国会审议批准。从1917年开始设立国债上限到20世纪末期，美国国家债务上限虽然一直提高，国债上限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但总的来说还维持在较低水平。1941-1945年，美国国债上限被限制在3000亿美元，1962年才接近30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美国国家债务呈指数级速度增长，债务上限迅速提高，如图1所示。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自1962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78次提高债务上限，平均每8个月提高一次。其中，49次是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29次是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小布什总统在两届任期内共计7次提高债务上限。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国会已经3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2.979万亿美元。2010年2月12日，奥巴马总统签署通过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到14.294万亿美元的法案。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总额触顶达到法定上限的14.294万亿美元;8月2日，奥巴马签署提高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预案，决定将政府国债提高9000亿美元，同时削减赤字2.5万亿美元;8月5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丧失3A主权评价：11月，美国国会减赤超级委员会宣布未能就削减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的计划达成协议。数据资料充分表明，美国债务上限已到了惊人的地步，风险不断加大。

上述遭受债务危机的国家具有共同特点：一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二是推行选举民主制度，都一贯标榜为民主国家;三是推行社会福利政策，都是福利国家。

第二，债务率的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债务危机的日益升级，西方国家债务率的水平不断提高，如图2所示。

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都面临着国家破产的危机，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Geithn-er)强烈要求的那样：欧盟官员要着手处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从而避免出现“灾难性的风险”。

二是债务危机导致了信用等级下降。2009年12月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全球三大评级公司陆续下调希腊的主权评级，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穆迪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在三大国际评级公司推波助澜下，希腊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政治学分析，2010年4月22日，穆迪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个等级，从“A2”下调至“A3”;4月27日，标准普尔成为第一家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的评级机构;6月14日，穆迪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4级至“垃圾级”;2011年1月14日，惠誉将希腊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升级和信用下调，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也被不断调低。2011年7月5日和12日，穆迪分别将葡萄牙和爱尔兰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9月19日，标准普尔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下调至“A”;10月4日，穆迪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a2”下调至“A2”;10月7日，惠誉将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A-”，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欧洲PIIGS五国遭受到信用危机的猛烈冲击，资金外逃，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利息率上升。美国过度的举债也导致了信用等级下调，而深陷国债危机之中，2011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已达到了法定的债务上限14.294万亿美元。虽然穆迪和惠誉维持美国“AAA”的主权信用评级，但是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这是标准普尔百年来首次下调美国信用评级。

三是债务危机引发了大量的示威游行、罢工和社会骚乱事件。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推出了福利削减措施，宣布实施财政紧缩计划，以缓解过高的赤字率和债务率，阻止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升级。但反危机紧缩财政政策与措施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使西方社会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和激化，导致民众示威游行和罢工不断，甚至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事件。自2010年以来，西方社会如希腊爆发了反紧缩示威及骚乱、法国数十万民众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而爆发了游行和多行业大罢工、英国民众为抗议学费上涨而多地爆发了大规模骚乱、西班牙民众为抗议高失业率和反对削减社会福利而爆发了大游行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为反对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而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并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挪威发生的枪击爆炸案表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凸显，激进思想抬头，为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机会。这些大规模示威游行、罢工等抗议活动和社会骚乱事件，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在意大利甚至造成交通全面瘫痪、飞机停飞、火车和公共汽车停运、全意大利境内政府办公室被迫临时关闭，西方国家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

二、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与债务危机的爆发

毋庸讳言，选举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在保障人民主权、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西方选举民主在制度上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西方选举民主尽管标榜为代表多数、代表全体，但实质上是少数主宰多数、多数服从少数，在这种选举民主模式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时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如在美国，难得有过半的选民出来投票参与联邦选举，过去26届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投票率平均为48%;在其他西方国家，选民投票人数也普遍地持续下降。美国2008年总统选举，大约61%的选民参加投票，奥巴马获得其中53%的选票，这意味着相对于全美选民总数而言，奥巴马只获得其中33%的美国选民的施政授权。这足以证明美国选举民主是少数主宰多数、多数服从少数的民主。第二，用选票说话必然导致被选举人为了选票而讨好选民、迎合选民需求，到最后民主竞选就是看谁给选民得更多。这样，每隔一段期限的、周期性的选举必然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需求、选举成本和社会福利成本，将人性的贪婪无限放大，每一次选举实际上都是民众福利的许诺秀，通过先给钱、提高福利等方式来赢得选举和满足社会的暂时平静。到今天，当社会财富的消耗增量大于社会财富创造的增速时，就必然导致借债、赤字，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将当今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经济方面。笔者认为，尽管导致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是重要根源。债务危机在西方国家的广泛蔓延实质上是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体现，凸显西方选举民主模式受到了挑战;同时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突出表现。西方债务危机看似经济危机，但实质上是政治危机、制度危机，选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短视性、盲目性、自利性及贪欲的人性，都是促进形成债务危机并诱使其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选举民主中，被选举人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中心的政治交易，它涉及到被选举人如何赢得选民、如何对选民负责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选民负责等关键问题。被选举人如何赢得选民，西方国家每隔一定期限所进行的选举都以增加社会福利、增加社会就业甚至减小税负作为竞选纲领和竞选策略。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债务辩论中所持的立场旨在保护其忠实选民的利益。对共和党来说，那意味着反对给其富裕的支持者加税;对民主党来说，就是从茶党的预算刽子手中拯救出中产阶级补助计划和福利开支。在欧洲，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决定如何解决欧元危机时，也需要关注国内选民的意见。换句话说，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选票，而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初，小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竞选领先者在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时提出了具体的治国目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以及减税。在竞选中，小布什在内政方面喊出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主张降低税收、增加就业机会、改善社会福利和提高教育程度，同时确保财政盈余。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承诺不会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增税，宣称95%的人将从他的计划中受益;反对将2003年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有效期延伸至2010年。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提出支持延续布什政府的减少所得税政策，并打算将企业税的税率从35%减至25%。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赤字高达数百亿美元。为缓解财政危机，当年5月19日，加州进行了7项全民公决，其中6项涉及加税，1项涉及冻结公务员工资，结果是涉及加税的6项条款全部被否决，只有冻结公务员工资1项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