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日东海争议

中日东海争议包括钓鱼岛列岛(下文简称钓鱼岛)争议和东海划界争议。

钓鱼岛面积约6．3平方公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895年初被日本占领。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钓鱼岛本应与台湾一起归还中国，却先为美国控制，后又在1971年由美国交日本管辖。美国的这一做法当时即遭到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

20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及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钓鱼岛问题曾是一大障碍。后来，根据中方倡议，双方决定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大局出发，将此事留待以后解决。1979年，邓小平曾明确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80年代在中日关系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摩擦较少。90年代中后期，双方摩擦逐渐上升，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分子上岛活动，修建灯塔，后又将岛上土地收归“国有”，以增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港台及中国大陆保钓船则不断前往钓鱼岛;双方民间舆论激烈对抗，出现了“中日必有一战”的声音。2006年秋中日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进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此后，争议形势逐渐缓和。然而，由于日方坚持否认中日在钓鱼岛存在争议，2008年底以来，双方摩擦再次增多，并于2010年秋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困扰。

中日东海划界争议涉及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海底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后，中日两国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出现重叠，两国依据公约各自提出的主张存在严重分歧，中方认为应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东海专属经济区;而日方则主张以中间线划界。

为解决分歧，中方曾在20世纪90年代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但未得到日方响应。进入21世纪后，在当时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在东海“中间线”以东海域勘探、开发油气取得进展，争议迅速凸显，双方都增加了在相关海域的军事活动。2004年10月起，中日开始进行东海问题磋商，但在最初的磋商中，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互不相让。2006年10月中日关系发生重大转折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要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从而推动了磋商的进展。2008年6月，经过艰苦努力，双方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朝着实现共同开发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③

中日东海争议一波三折的演变过程显示，长期以来，强大的政治、经济合作动因对中日双方控制争议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恢复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两国将钓鱼岛问题放在一边，争议处于相对平静状态。冷战后，在中日政治关系一度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双方持续发展的经济合作成为防止东海争议失控的重要动因。①

2006年秋以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逐渐朝着协调一致的方向发展，促使东海磋商取得重要进展。此后，虽然东海争议波澜再起，但始终未超出两国总体关系发展所能容忍的范围。

就中日东海争议前景来看，钓鱼岛争议兼具政治、安全、法理多重含义，是双方争议中最棘手的问题。政治上，钓鱼岛不仅事关领土主权，而且事关历史问题;安全上，钓鱼岛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法理上，其归属可能对东海划界产生影响。此外，钓鱼岛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中，日本又至今不承认该岛存在主权争议，并一直极力将其纳入日美同盟防务的范围。不难预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钓鱼岛问题将难以得到解决。但是，由于中国对钓鱼岛的政策是保持争议而非激化争议，日本也不愿因钓鱼岛问题导致两国关系全面紧张，这一争议在总体上仍是可控的。

与钓鱼岛争议相比，东海划界问题的解决将相对容易。虽然这一争议中的经济、资源利益之争分量较重，国际法之争突出，但其主权争议程度及军事安全含义均低于前者，且无历史芥蒂。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时，它会凸显出来，成为民族主义的宣泄口;而在两国政治关系改善与发展时，争议则相对缓和。展望未来，如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能取得切实进展，两国政府在谈判中回旋余地将会增大，双方有可能在东海共同开发上首先实现突破。这一突破不仅将为中日解决东海划界问题打开大门，而且可能为两国在未来探讨钓鱼岛海域的共同开发创造有利条件。

其实，长期以来，中日之间的三大摩擦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东海争议)是有紧密联系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均与日本侵华历史有关，东海争议中内含的海上通道问题也与台湾问题相关联。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都十分突出的情况下，解决东海问题毫无可能。近年来，双方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的摩擦明显下降。今后，如果这两个问题能继续朝着缓解的方向发展，则必将为中日双方有效控制和逐步解决东海问题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