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这种政策组合主要可以归因于两点。第一，美国看待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主要是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实力的决定作用，并且在经济交往中更加关注相对收益(relativegains)。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论述了物质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一国的国际地位通常随其物质资源的增长而提升。拥有大国经济实力的国家最终都变成了强国，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41〕

正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关系是国家间实力竞争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部分，他们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因此将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出于这种认识，美方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延迟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在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美国不仅承担了构建和维护现有体系的责任，而且还享有以体系构建者的身份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进行打压遏制、推卸责任和话语诋毁的特权。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在建构国际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要规则方面起主导作用”。〔42〕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维护和扩展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当然，当美国以体系建构者的身份规划其世界经济体系时，它根据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喜好，保证体系建立以后美国能从中持续获取利益，享受制度分红。换句话说，当体系建立后，美国便成为体系特权的享受者。〔43〕美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特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元以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行全球。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是，美国是当前“惟一一个能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其全部进口产品的国家”。〔44〕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曾对美国的特权进行了更为透彻的阐述：“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其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赤字表明了其国际金融地位的强弱。对美国来说，情况正好相反。说实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揭示的不是美国的羸弱地位，而是美国在体系中的强大权力……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而其他国家却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美元支付，除非他们愿意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45〕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入由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时，美国便可以利用其手中的体系特权对这些国家设定加入组织的条件。美国在中国入世时之所以能够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且坚持不让步正是体系建构者特权的表现，体现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而当中国加入了体系之后，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体系建构者的地位对中国的表现评头论足，要求其遵守体系规则。与此相一致的是，奥巴马总统近两年来在多个场合的演讲中打出所谓“规则牌”，三番五次要求“中国必须遵守规则”，以此“规范”中国的发展。为此，奥巴马政府还于2012年2月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旨在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调查和执法，确保相关国家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同样，美国利用了体系特权对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进行政治操作，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等国家。而当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时，美国也动用了体系赋予的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模式进行贬损和诋毁。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对华经贸关系，关注相对收益，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抱有强大的戒心。表现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美方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和中国在美投资处处设防，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撬开中国市场，尽量使双方利益的天平向自身倾斜。同时，美国以现行国际体系建构者的身份，充分利用体系赋予的特权和强势话语，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规范”。美国俨然以体系建构者和总舵手自居，操纵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转嫁责任。而当美国自身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遇到困难时，又不失时机地拉拢中国，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做出更大牺牲。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这些政策组合，中国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各种手段的使用将会呈现出更为频繁更为严厉的趋势。当然，除了对美方的经贸压力做好准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实力，增强塑造现行国际体系和制定规则的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话语能力，以期在对美经贸关系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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