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文所述，美国巨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主要在于美国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的行为和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很明显，真正要对美国不平衡问题负责的是美国自己，正 如 尼 古 拉 斯 · 克 里 斯 托 弗 (Nicholas　D.Kristof)所言，“那个扭曲国际资本流动、制造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21〕然而，对于美国国内的政客来说，接受这样的经济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在他们看来，必须寻求其他手段，从贸易对象国身上找原因。

由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 源 国，中 国 自 然 成 为 最 大 的 替 罪 羊。兰 普 顿(David　Lampton)指出了美国政客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两大指责：“政客们不是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引发了‘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担忧。”〔22〕在政客们的解读中，导致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元凶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因此，不难理解的是，美国政府反复指责人民币币值过低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

其实，美方提出的不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指控都没有经济学上的依据。针对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尼古拉斯·拉迪就指出，“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而不是什么不公平的贸易行为。”〔23〕同样，赫夫鲍尔等人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指控提出了反驳。“贸易逆差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2000年至2003年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不景气……和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将贸易赤字等同于就业流失的政治计算不是过于夸大了其联系就是完全错误的。”〔24〕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将中国作为替罪羊的做法虽然经济上站不住脚，但是政客们却乐此不疲?答案是这样做能带来一箭双雕的政治好处。一方面，通过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移花接木，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美国政府实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目的。美国将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业流失等问题打包，全部归咎于中国，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进行调整、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与再培训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中国被认定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就减少了顾虑，可以咄咄逼人，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开放市场，并在需要的时候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

分担责任　除了开脱自身责任外，美方还积极鼓励中国在美国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美国排忧解难，分担责任。最为著名的要求中国分担责任的例子是2008年前后一度流行的中美“两国集团”构想。〔25〕该构想由前美国政府官员、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首先提出，并得到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呼应和推崇。伯格斯滕最早在2005年主编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一书中抛出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26〕2008年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详尽阐释了他的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共同掌舵全球治理的进程”，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盟的作用。〔27〕在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弗格森也参与了对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的发展，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用以描述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28〕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受到更多关注和推崇，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佐利克和林毅夫等人也开始参与倡导，并将其从先前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作为纾解当时美国遇到的国内外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29〕

美方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提出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旨在让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从美国身上接手更多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30〕美方的这一意图不仅在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说明，而且在2009年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论调中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为了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上半年先后访华时，都充当了美国国债推销员的角色，以恳切的口吻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31〕

诋毁中国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多年来按照西方国家提供的处方发展本国经济却效果不理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对所谓的“北京共识”或者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为了应对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美国采取了两面下手的对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其实，美国国内从来不缺少对美国发展模式的溢美之词，从冷战结束之初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的终结”〔32〕到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告美国代表了“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的模式”，〔33〕都显示了美国对自身模式的高度自负。此外，美国还以同样的自负对外推行自己的模式。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项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报告就显示出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傲慢和自负。报告首先承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经济处方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乏善可陈，但是报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方案有问题，而是拉美地区接受“华盛顿共识”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34〕由此可见，美国全力维护自身模式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为“华盛顿共识”的教条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从话语上贬损中国的发展模式来应对挑战。第一个表现是指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不遵守规则，实行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重商主义”政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被推为美国对日政策“修正主义流派”教父的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将当年针对日本的指控直接套用在中国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华贸易问题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制度摩擦’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大量借鉴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其秘诀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则进行变通，利用规则实现国家财富和权力。”〔35〕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标签被贴到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2012年2月底，华盛顿智库“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一份题为《够了：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报告，报告称中国施行重商主义的规模“史无前例”，指责中国利用汇率操纵、补贴、关税、强制性技术转让、出口限制、标准设置和其他政策等来为各行业的公司———尤其先进科技产品和服务领域———获取“绝对优势”。〔36〕

与“重商主义”指控相关的另一个话语诋毁的表现是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经济活动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2011年6月上旬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东非国家期间，就指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没有遵循国际准则，并警告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37〕美国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攻讦集中体现在前几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期间。美国极力抢占国际话语的道德高地，不惜贬损中国，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为了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施行“种族灭绝”的国家。〔38〕

此外，美国还到处传播中国经济发展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各种“威胁”，包括“就业威胁”———中国廉价产品涌入各国造成当地就业流失;“健康威胁”———中国的劣质产品危害外国用户的健康;“能源威胁”———中国为了点燃本国的经济引擎会用完全世界的能源;〔39〕以及“环境威胁”或“绿色威胁”———中国的经济活动造成各种全球环境问题，是“地球的毁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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