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推导，张维迎先生得到了一个所谓的“由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业家个人财富的下界”：

附图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低于这一下界，他的贷款要求将被潜在的放款人所拒绝。”

为此，张维迎先生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不妨假定K=50，r=0.1，f(50)=60。这时，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下界是：

W[B，0]≥20.5

就是说，一个放款人不会向一个财富小于20.5的人提供贷款。如果资本K=50是企业为达到有利可图所必需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企业家集合内不会有个人财富小于20.5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其有意思之处在于，只要将f(50)的取值重新设定，我们就能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我们先令f(50)=55，即这个生产技术的收益率仅仅相同于市场利率。将其代入上面的公式，得

W[B，0]≥0

也就是说，穷光蛋也有可能济身于企业家的集合内。

我们再令f(50)=67.3，即这个生产技术的收益率非常好，高于张维迎先生原来的假定。同样地，将其代入上面的公式，得

W[B，0]≥50.3

注意到，K=50，这一结果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潜在的放款人愿意放款。

通过重新设定经营收益，我们发现，张维迎先生的结论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这一结论与现实如此相悖，以致不得不宣布它在现实逻辑上的破产。

之所以会得出这一与现实完全相悖的结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张维迎先生假定，经营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个人经营能力：p=θ，而与项目本身的好坏，即f(K)的大小无关。他本来想说明，放款人相信，想做企业家的资本家比想做企业家的工人应当更有“才能”，但他的模型实际上却不过是表明，放款人实际上认为，剩余价值率越高，经营者(资本家)所需的“才能”越低，从而在经营的成功与否与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无关的前提下，项目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就越不能放款。

三、结论

马克思早就合乎逻辑地指出，“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页。)“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也就是说，资本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并没有什么关系。“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地无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

同样地，对经营知识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主要是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而所谓的资本家的经营才能，无外乎是能够更多地榨取本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或者能够将其它企业的工人的剩余劳动从他们的资本家手中分享过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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