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2与假设3则似乎是互相矛盾的。首先，企业家并没有承担全部的风险，张维迎先生在后面的分析表明，工人也要承担失去工资的风险;其次，根据假设2，企业家承担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风险，而且工人也要分担部分风险。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工人正在这样承担下岗的一切苦难。从而，如果为别人行动的不确定后果负责的人是委托人的话，(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那么恰恰工人应当是委托人，应当享有所谓的剩余收入。

而所谓经营成员的行动的最难监督，首先，这个最难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其次，有过一线管理工作经验的人都清楚，对生产成员行动的监督决非“随便瞥一眼”(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哪么简单。英国报纸《旁观者》1866年5月26日的报道指出：在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帐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

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而且，马克思引用泰·蒙森的《罗马史》(1856年版第810页)指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可见，行动是否难于监督，并不是经营成员应当获得更多收入的恰当原因。即使假设7成立，从而“这是观察到企业主(管理者)比工人有较高的期望收入的主要原因之一”(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但这也只是管理者的收入高出工人收入一、两倍或四、五倍的原因，而不是观察到的上十倍、上百倍、上千倍的原因。

张维迎先生认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任何人都有权监督别人，只要后者愿意接受他的监督。”但是如果假设4成立，那么在i的监督前后，j的期望效用相等，j又何必非要i的监督不可呢?而且什么是愿意呢?在皮鞭的抽打下被迫屈从，是愿意吗?如果不是，那么用饥饿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1863年7月2日《泰晤士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就能称之为愿意了吗?

假设5和假设6看似公允，好象人人都可做资本家。但是，一方面，“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页。)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假定人人都可做资本家或者个体户，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

历史还真的给了经济学家从实践中体会这一假定的后果的机会，这就是美国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历史。(以下的引用，见参考文献8，第833页至843页。)

当时，“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而“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

这种情况使得“资本的献媚者”——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厚着脸皮地自相矛盾：在西欧的宗主国，他“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

他“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