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国有的学者认为，从殖民时期开始，“商业精神”就产生和形成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在18和19世纪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奠基者坚持开放市场(“贸易的自由”)和攻击国外重商主义的壁垒，以便支撑国内经济和保证独立。他们认为，美国船只和诸如棉花、大米和烟草等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对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注：参见罗伯特·泰勒编：《约翰·亚当斯文件集》(Robert J.Taylor，ed.， ThePapers of John Adams)第4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24—125页。)。实际上，在美国第一代领导人中间，一些人既不是自由贸易者，也不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可以说介乎于二者。他们最初在理论上毫无例外地赞成自由贸易，但在实际上又不得不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现实，最终放弃了自由贸易观，回到了与美国利益保持一致的思想。从美国早期对外经济关系史上来看，他们的主张随着形势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比较切合实际需要，因此对美国制定对外经济政策具有较大的影响。约翰·亚当斯和詹姆斯·麦迪逊是这方面的代表。

约翰·亚当斯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先后出任过驻英大使、副总统和总统职务，是美国早期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之一。从信念上讲，亚当斯是美国民主自由的坚定信仰者和追求者。他的经济思想最早受到了重农主义学派的影响，认为欧洲大国不必担心独立后的美国将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兴趣只是集中在农业上。所以，根据重农主义的精神，美国的真正利润必须来自土地价值的提高。具体到商业问题，亚当斯与早期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希望打破束缚贸易的一切锁链，“让人民的精神自主行事”。在独立战争期间，马萨诸塞人试图实施禁运，阻止私掠船，以抑制价格和得到士兵。亚当斯把这些措施谴责为对战争努力是毁灭性的。如果私掠船具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即自由贸易，该州将得到许多战利品和数百名海员。他在1776年4月6日致詹姆斯·沃伦的信中指出，南卡罗莱纳由于在贸易中有优良的企业精神，以很便宜的价格得到了大量的商品，并能出口其大宗商品;至于商船，即使来自敌国殖民地，也能发现来这里有利可图。当其他州奉行一种类似的政策时，“贸易很快在除了马塞诸塞州之外的每一个州兴旺起来”。所以，征收进口税除减少了欧洲商品的市场份额外，将对自由构成了威胁(注：参见约瑟夫·多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1606—1865》(Joseph Dorfman， 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1606—1865)第1卷，纽约1966年版，第421页。)。

亚当斯在早期显然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但他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贸易上的平等互惠。平等互惠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国家不分贫富强弱，只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国际贸易就可以相互带来实际利益;二是在同等条件下相互给对方产品开放自己的市场，使彼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能够在他国市场上不受任何歧视性的人为限制。平等互惠包含着自由贸易的因素，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来看，平等互惠尽管是国家进行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首要之考虑，但由于经济强权政治的存在，一般只出现在互有所求的国家之间，至于弱国与强国的贸易往来，真正的平等互惠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通常又是弱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强国的一种正义呼声。而自由贸易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互惠的，但在实际上由于受其他条件的制约，往往成为经济强大起来的国家为提高自己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份额的一种武器。美国在立国初期，经济上比较孱弱，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而对外贸易所得又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自然会追求贸易上的平等互惠。1776年，在富兰克林和其他人的帮助下，亚当斯起草了一份指导美国谈判者与法国签署商业协定的标准计划，大陆会议在9 月略加修改后就批准了这一计划。这个条约计划首先提出了在商业事务上的互惠国民待遇，也就是签约双方的臣民在与另一国进行的商业活动中享受与该国公民的完全平等待遇。该计划第一条指出，两个国家的臣民都只交纳对当地人征收的关税或进口税，在贸易、航海和商业上享有当地人及其公司所拥有自由、特权、豁免权和豁免税额及其它权利(注：1778年与法国的条约计划文本可在http://www.yale. edu/lawweb/avalon/diplomacy/frence/frtreaty.htm获得。)。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规定不是对双边自由贸易的要求，因为在各国政府依靠着关税收入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所以对美国而言，能够实现互惠国民待遇将会给美国商品打开欧洲的市场带来更好的前景。这个条约计划尽管是出自亚当斯之手，但体现了美国早期领导人对国际贸易认识的思

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开始了与法国的谈判。由于法国另有想法以及美国在反英斗争中急于得到法国的援助，所以1778年2月在与法国签署的友好与商业协定中并没有完全满足美国对贸易上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的要求，只是笼统地规定将相互特许权让与第三国。此外，亚当斯与早期许多领导人一样认为，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尽管是有益的，但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多少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美国必须让自由贸易原则从属于实际考虑。

詹姆斯·麦迪逊一生致力于美国的民主自由事业，在政治上提出过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美国宪法的形成与他的名字是密不可分的。麦迪逊对商业的认识受到他的政治哲学观的影响，包含着提倡自由贸易的因素。他认为，加给商业的桎梏通常都是不公正的、压迫的和不明智的。如果让工业和劳作顺其自然地发展，一般来说，它们将导向最富有生产力的经济活动。“为了节省缝衣费用，鞋匠自己缝制衣服不具有任何优势的，缝衣匠为了节省从鞋匠那里买鞋的费用而自己做鞋同样不具有任何优势。更好的政策是允许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特长。”(注：转引自罗伯特·拉特兰：《詹姆斯·麦迪逊：开国先辈》(Robert A.Rutland， James Madison: The Founding Father)，纽约1987年版，第55页。)所以国家通过限制贸易也不会获得任何利益，贸易的完全自由应该是一种最佳的理想状态。不过，麦迪逊对自由贸易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了。理想只是一种遥远的目标，毕竟与现实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现实的状况并没有为推行自由贸易提供充足的条件。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自由贸易，结果只会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麦迪逊提出了“自由贸易的例外论”，认为在一些情况下，一种完全的自由竞争对一种公正的竞争将是致命的。例如，如果两个商业城市之间存在着竞争，一个拥有财富和长期的商业惯例，而另一个只在自然条件下占有优势，后者不能获得应占的商业份额，最后必须屈服。(注：参见多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1606—1865》第1卷，第286—287页。)。麦迪逊尽管主张美国在农产品上比其他国家大大具有优势，美国应该大力推进其农产品占领或垄断世界市场，但他从来不忽视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他承认，保护关税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当其他国家限制美国产品进入时把美国港口大开，将是邀请他国在美国市场上倾销其商品。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对外国产品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市场显得非常迫切，“某些关税可以保护国内市场，尽管后者不应该过分地与前者混淆起来”(注：转引自拉特兰：《詹姆斯·麦迪逊：开国先辈》，第26页。)所以，在麦迪逊的经济思想中，国家出于某些特殊的目的对商业活动进行限制或保护无可非议，而且有利于国家实现其在对外贸易上的既定目标。1794年，麦迪逊提出对没有与美国签署商业协定的国家征收船舶和商品差别关税的著名决议案，旨在迫使英国解除对美国贸易和商品出口的限制。美国国会为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麦迪逊不仅重复了“自由贸易的例外论”理由，而且指出，区别对待将会与共和制的法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贸易关系(注：参见多尔夫曼：《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1606—1865》第1卷，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