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历史上，自由贸易似乎与民主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由贸易的责任。然而，民主政治与自由贸易毕竟存在着地域上的区别，前者主要是在国家主权统辖的领土内，属于一种不涉及其他国家的单向行为，完全是本国的内部事务;后者却是超越国家主权范围，至少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显然与国家外部利益相悖，所以并不见得提倡自由贸易的国家就必然把这种理论在其对外经济政策中体现出来。在美国的开国先辈中，许多人无疑对民主政治情有独钟，所以自然也就倡导自由贸易。然而，他们直接领导或参与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他们无法把自由贸易的理念延伸到美国疆域之外时，只能根据其现实利益的需要来解释至少还保留在口头上的自由贸易。托马斯·杰斐逊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杰斐逊的经济思想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认为农业是最富有生产和最理想的行业。他显然同时也接受了重农主义关于自由贸易的主张，提倡自由贸易应该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全世界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从事商业将会有所收益”(注：小埃克斯：《开放美国市场：1776年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第3页。)。因此， 杰斐逊在投身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后，自由贸易自然成为他向英国重商主义政策发难的一个有力武器。杰斐逊深信，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剥削性的。因此他比其他人更加强调英国重商主义的剥削本质，曾决心尽全力来使北美殖民地的商业运行摆脱英国重商主义所规定的模式。1774年8月， 杰斐逊在给弗吉尼亚第一批参加国会的代表的指示中指出，英国人“沉迷于各个方面的过度要求，这是受他们的贪得无厌所能左右或是我们的需要所能强求：(他们)把美国所需要他们的商品价格提高到他们获得独占特权之前所销售的两倍和三倍，是我们在其他地方购买同类较好商品价格的两倍和三倍”(注：罗伯特·塔克等：《自由的帝国：托马斯·杰斐逊的治国才能》(Robert W.Tucker and David C.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The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这种结果由英国商人对殖民地贸易垄断所造成的，直接损害了殖民地的利益。消除对贸易垄断的惟一方法就是让商品在一种不受任何干扰的自然状态下自由流动。杰斐逊的这种思想在他撰写和起草的相关著述和文件中充分体现出来。1774年杰斐逊在一份概括英属美利坚权利的备忘录中宣称，“与世界上一切地区进行自由贸易”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所享有的“自然权利”，任何法律都不能对之剥夺(注：这份备忘录的名称为《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全文见梅利尔彼得森编：《杰斐逊集》(上)，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1—128页。)。1775年2月杰斐逊在为大陆会议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中宣称：“我们认为，一方面要求殖民地责成自己做出捐献，而另一方面英国却垄断殖民地的贸易，这样是不公平的。这件事本身就使殖民地承担沉重的费用。所以，以税的形式要求殖民地对帝国进行附加帮助就等于要求殖民地双倍地负担其费用。如果我们和帝国其它地方平等地负担费用的话，那么我们也应当与他们一样平等地享受与世界其它地方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但是，他们一方面限制我们的贸易自由从而切断了我们财富的来源，一方面又让我们和那些财源对其开放的人们一样负担全部其它费用，这还有什么公正可言?”(注：彼得森编：《杰斐逊集》(上)，第355页。)

与富兰克林所不同的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后就开始在中央政府内出任公职，先后担任驻法公使、国务卿和总统，直接参与了国家外交政策(包括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正如罗伯特·塔克等人指出的那样：“早期美国外交的中心人物是托马斯·杰斐逊。在实现美国独立后的期间，杰斐逊在对外政策的日常处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注：塔克等：《自由的帝国：托马斯·杰斐逊的治国才能》，第8—9页。)杰斐逊的自由贸易思想无疑会对决策过程发生影响，但他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他必须以实现国家根本利益为准则，如果前者与后者发生冲突，杰斐逊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1793年12月16日，作为国务卿的杰斐逊在《关于合众国的商业在外国所受优惠和限制的报告》中考察了外国对美国贸易和航运的限制，提出了解决的两种办法，一是“通过与实行这些限制的国家进行友好的协商”;二是“由我们的立法机构通过单独的立法措施来抵消它们的影响”。在这两种办法中，杰斐逊认为友好协商是比较合适的。“即使只有一个国家愿意同美国开始实行这种自由贸易的制度，和那个国家这样做也是可取的;因为只有一个一个地进行，这一制度才能扩展到全世界”(注：彼得森编：《杰斐逊集》(上)，第475—476页。)。

这个应国会请求而撰写的非常重要的文件包含着杰斐逊的自由贸易的思想，但更多的是体现出了如何通过双边自由贸易来为美国剩余商品找到市场，打破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欧洲国家对美国产品采取的禁止、差别对待和高关税壁垒的限制。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自由贸易观已经变成了有条件的，甚至包含着对那些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国家进行强硬报复的思想。杰斐逊在对欧洲重商主义国家发出的警告中宣称，如果任何国家“设想通过继续禁运、关税和控制的方式来更好地体现出它的优势，那么我们应该通过反禁运、关税和控制来保护我们的公民、他们的商业和航海”。他反对做出

单边让步，“自由通商和航行不能用来对限制和烦恼之事的交换;它们也不可能导致对限制和这些烦恼之事的缓和”。对那些“通过关税和禁运阻止我们的商业和航行的国家”，拒绝给予无差别对待。对此他提出建议，“公正和平地进入”外国市场不是取决于“节制和公正”，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独立的手段，取决于使用这些手段的坚定意志”(注：参见小埃克斯：《开放美国市场：1776年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第13页。)。杰斐逊出任总统后，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他必须义无反顾地维护和实现合众国的外部利益。因此，当自由贸易不能使美国走出对外贸易的困境时，作为国家利益最高代表的杰斐逊绝不会固执地坚持这种具有“理想”色彩的说教。杰斐逊始终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提倡者。其实，在他执政期间美国所执行的对外经济政策很少能体现出他的自由贸易思想，更多的是体现与自由贸易相对立的东西。杰斐逊告别政坛后，并没有因为离开了决策圈而致力于自由贸易事业。如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他大声疾呼国人购买国货，并特别要求自由贸易的提倡者“只要能够得到国内织物等价物就要与我一样不购买外国东西，而不管价格的差别”。他以身作则购买国货，实际是提倡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不过杰斐逊之所以没有成为经济民族主义者，主要在于他赞成美国的制造业应该是“自由”而不是“强行”的发展。尽管这样，这种做法明显与自由贸易的原则不相一致。对此，有人请他解释一下他的自由贸易观点。杰斐逊很不满意地说，批评者正在把他写的《弗吉尼亚记事》利用为“一种口实，掩盖他们试图使我们永久臣服于不友好的外国人的不忠诚的倾向”(注：参见小埃克斯：《开放美国市场：1776年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第19页。)。这并不能说明杰斐逊“口是心非”，而恰恰证明了任何理论只有在不与国家利益相悖，而且有助于在国家利益实现的前提下才具有指导意义，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纸上或口头上，难以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即使决策者赞成这种理论时也是如此。

杰斐逊的自由贸易观一方面体现了当时进步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美国社会要求打破对贸易的限制以扩大美国商品出口的一种倾向。然而，自由贸易毕竟不是一相情愿的事情，美国的经济力量也没有达到具有推行自由贸易的基础，所以他的主张没有也不可能在其所制定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实践中体现出来，如果说起一点作用的话，有时仅仅成为反对过度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微弱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