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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字学科教育论文:《香菱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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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2

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理念、政治观在长篇小说中究竟是否起着主导作用呢?这要看他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创作。如果他把自己要写的小说,当做某种思想、理念或政治观点的演绎和图解,那么就只能写出蹩脚的宣传品来,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那些将小说的文学特性把握、发挥得最好的文学巨匠,或坚持忠于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来不主张把自己的某种观点强加在作品中,塞给读者。偶有说教,便成败笔。记不得在哪本书中读到过这样的事——有人问歌德:“你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十分惊讶地回答说:“你怎么问我呢?我怎么会知道呢!”意思或许是说,你该问文学评论家去。还有作家写着写着忽然告诉朋友说:“真想不到,塔姬亚娜居然出嫁了。”又有作家对人说:“某某夫人居然自杀了!”自己创作的人物,连出嫁或自杀,都要写到后来才知道。那么,他们那样写的依据是什么呢?是角色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人物性格合乎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其实,曹雪芹也提出过类似的美学原则。他在小说的“楔子”中,固然声称此书是将“真事隐去”,是“满纸荒唐言”,即情节、人物、环境等等,整篇都是虚构的。但同时更强调其中的离合悲欢都是“按迹蹑踪,不敢稍加穿凿”,以免“失其真传者”。既然事非真事、人非真人,哪有“迹”“踪”可寻,怎么会发生“穿凿”问题呢?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合乎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的意思,简言之,即“情理”二字。恩格斯有关“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的论述,充分阐明了这一点——作品的客观意义大于作者的主观思想。

我最无法接受的是这样的说法:“小说是小说家的政治宣言。《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政治宣言……名着之所以是名着,就是因为作者借它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世界观、价值观。”在我看来,这话不仅错误,简直有点可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不顾客观事实,不讲科学态度,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现象,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不但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口号,甚至以为只要政治方向对头、站在革命路线上,干任何事都无往而不胜。文学创作更被认为是如此。可这是事实吗?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创作的总名为《人间喜剧》的近百部长篇小说,比当时所有欧洲经济学家的着作加在一起都更有价值,但他们同时指出他在政治上是保皇党。我们能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是保皇党的政治宣言吗?列宁推崇托尔斯泰小说,称他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但不赞成他政治上宣扬“勿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成”的说教,嘲讽他为“一个傻头傻脑的地主”。我们能因此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愚蠢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宣言吗?曹雪芹的政治观,我们不得而知,凭什么说《红楼梦》是他的政治宣言呢?《红楼梦》中是有对封建大家庭现状的种种不满和揭露,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他也有留恋、惋惜和为大家庭不可挽回的没落而洒下的“一把辛酸泪”。这种矛盾现象,又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课题。

从《红楼梦》中节选下来的文字,是与一篇主题明确的独立文章完全不同的。通常情况下,一篇文章都有中心思想,或称主题。文章每一局部、段落,都围绕着主题展开,并为其服务。与主题无关的话多了,便成“枝蔓”,或叫“跑题”,是应尽量避免的。可长篇小说,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就不一样。从小说的表述来看,作者是想把他家族的兴衰、前辈的经历和他自己知道和感受到的相似家族世代的荣枯变化,融合起来,写成一个“繁华梦”的故事,让读者也能与自己共鸣。至于这个

故事是说明“色空”观念,还是封建制度的衰亡,他是不去想的。这也非小说家的职责,小说家不是为表达某种思想观念而去写小说的,他只求把想要再现的生活场景生动、逼真、合情合理地描绘出来。

所以,长篇小说的主题,往往就是它所选取的题材。前苏联作家康·西蒙诺夫创作的《生者与死者》三部曲长篇小说,畅销一时。作者自己说,小说的主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有人会觉得他说错了,把“题材”当成了“主题”,主题应该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倒认为作者讲得很对。他一心想要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场景,所以设计了一个美国校级飞行军官,飞来飞去,将德、英、美、苏的首脑活动都串联起来。至于同盟国最终战胜了轴心国,这是历史的定案,小说当然这样写,不必将它说成作者的思想。所以,有人为作者设想的主题,至多只能说是他自己的读后感,其他人的读后感则可能是另一种,比如说:“战争是多么的残酷!人类应避免再发生类似悲剧,必须坚决维护世界和平。”

“香菱学诗”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四十九回,那正是描写荣国府处在风月繁华之盛时段的章节。盛况不仅要表现在“三宣牙牌令”“两宴大观园”等物质生活的豪奢上,也得写人物的精神文化生活,于是就有结社吟咏和香菱学诗等情节。此外,黛玉早期怀疑宝钗是其“情敌”和内心“藏奸”的误会,经“金兰契互剖金兰语”等情节描写后,已完全消释了,两人彼此以诚相待,不再有针锋相对的讥刺语,关系是相当融洽的。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分析人物性格时必须注意到的。只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作者所坚持的“按迹蹑踪,不敢稍加穿凿”的创作原则。一切都仍然是如此的真实可信、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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