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字,到底应当如何理解,各地区法院、各级法院对于“及时”的把握如何掌握统一尺度,条文的模糊性为实践操作埋下了隐患。再次,罚款数额与赔偿损失额的确定标准未明晰,极易引发地域差异。这两项数额都直接关涉到诉讼的成本,过多易使得大众原本厌讼的观念进一步加深,越来越不愿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数额过少,使得逾期举证的法律成本减小甚至没有,立法者意在提高诉讼效率、敦促当事人积极举证的主观愿望将难以达成,制度设计的价值也将无法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