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目前许多非剥离的不良资产实施了债转股。《商业银行法》原来的第43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本法实施前，商业银行已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实施办法”。修改为现在的第43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修改，成为商业银行法修改内容的一大亮点。法律对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业务、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和企业等问题，既进行了严格限制，同时也留下了适当的发展空间。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在符合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可以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形式来经营信托投资、证券等业务。“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10个字，对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给予了发展的空间，使“混业经营”在特定条件下也有了法律根据，使我国的金融业从“分业”向“混业”的转变在法律制度上已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1.但是，而非剥离资产实施债转股仍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四)不良资产处置的税费问题及风险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上各种税费负担过重，国家又缺乏减免处置过程中的税费的法律规定，使得商业银行在及时有效地减少或盘活不良资产存量，处置不良资产时有较大的包袱。

(五)债权转让中抵押权属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根据《合同法》第81条、《担保法》第50条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在不良资产被收购后，收购方即取得了贷款债权的从权利——抵押权，抵押权人随之发生变更，并需到有关部门重新办理登记手续，否则，将因为没有办理抵押权人变更手续而丧失原有的抵押权利。然而，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重新办理登记手续有一个期间，在这段期间内，债权实际上处于无抵押状态，抵押财产随时可能流失;二是要与抵押人重新签订抵押合同后才能到有关部门办理登记，而抵押人大都借机逃避担保责任，拒签抵押合同2.

(六)关于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在国务院国办发[1999]]66号文件规定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权范围中，许多贷款设置了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法》第61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如果对这一条不作出专门解释，公司收购的许多借款合同债权项下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因此而无效，抵押人将因此而免责，从而使本来回收已经非常困难的贷款债权失去最后一项保障。

(七)诉讼管辖权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按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良资产处置中涉及诉讼的，应按照合同履行地原则，即银行贷款经办行和被告(即债务人)住所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由于债务人、银行经办行住所地各异，则管辖法院各不相同，在需要诉讼时，公司将不得不奔波于各地和各法院之间。而且，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因各地司法机关对法律理解掌握水平的差别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使处理有关法律问题的尺度不一，不利于处置工作的开展。

(八)保证期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大量银行不良资产主要是在《担保法》出台之前发放的贷款，这一段时间发放的贷款，由于当时法律规定不明、政策性贷款多等因素，贷款担保极不规范，保证担保很少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第25条和第26条规定，绝大部分不良资产从接手之日起就都超过了保证期间，担保人已免除担保责任，从而造成不良资产流失。

(九)企业破产清算中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在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破产后，随之而来的职工失去生活来源等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此，人员安置是不良资产处置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国发(1994)59号”及“国发(1997)10号”文件都明确要求，试点城市企业破产时其破产财产(包括抵押财产)必须首先安置好破产企业职工，国有企业破产应纳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有序进行。然而，目前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了类似的地方政策，擅自扩大国务院文件的适用范围，致使公司在企业破产中受偿率极低。

值得注意的是，正在修订中的《破产法》试图重新考究破产还债清偿顺序的价值，以及重新对破产清偿次序作出制度性安排，将彻底改变现有《破产法》的清偿次序，将企业职工的工资及劳动保险费用列为优先受偿的顺位，别除权将列为其后。这样的制度设计体现法律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但是，作为破产企业的债权人的银行在破产清算中的受偿率就殊值关注。

(十)债务重组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在我国，债务重组法律制度还不到位，实践中办理的债务重组极不规范，不但难以达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目的，而且有时转变为逃废银行债务的手段。因此，尽快完善债务重组法律制度，从而推动不良资产处置进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由于债务重组的根据不同，债务重组可以分为两种，即协议型重组和裁决型重组。协议型债务重组的顺利实施，取决于相关法律制度是否完备和成熟。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合同法制日臻完备，影响协议型重组的法律问题，主要是现行法律和规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参与债务重组。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豁免部分债务(削债)，调整利率、期限和币种，债权转化成债券，以及债权转化成股权等，都是经常采用的重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的使用在我国受到很大限制。

根据1996年6月发布的《贷款通则》第16条规定，即便是一分钱债务的减、免、停、缓，银行也要逐笔报请国务院批准。这样的规定难以操作，实际上基本堵死了国有商业银行豁免部分债务的途径。

我国外汇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人民币利率仍然进行严格管理。在办理债务重组时，银行能否自主决定人民币重组贷款的利率，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

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不能自由兑换，在债务重组过程中，银行无法根据债务人要求将外汇贷款转换成人民币贷款，以降低债务人承担的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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