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激励机制

通过对食品安全形势的客观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彻底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政府部门监管、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固然重要，每一个食品安全监管的参与者也对食品安全负有相应的责任。事实上，没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将是一个成本无限高的活动，食品安全很难达到公众的要求。为此，需要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激励机制，包括政府食品安全财政保障机制、社会举报奖励机制、宣传教育机制等，同时对行政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开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行政效率测评，对失职渎职者要严格责任追究。运用市场化手段，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加强自律，减少机会获利行为，追求品质、信誉和企业的长远发展。鼓励消费者树立科学的观念，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知识，不购买、使用明显低于正常价格或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食品。将监管的链条联结得更紧密，斩断违法违规的利益链条。当然，法律也是一种激励制度，通过制订严格的法律提高违法成本，是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要手段。

三、从“毒豆芽”事件看食品安全立法

2011年4月，沈阳查获40吨“毒豆芽”。有关部门在查扣的长绿豆芽、短绿豆芽、黄豆芽中检出大量尿素成分，在浸泡液、豆芽激素、豆芽生长剂中也检出尿素、6-苄基腺嘌呤等有毒有害成分。12月2日，沈阳市和平区法院经审理查明蹇明志、杨桂荣夫妇等人在沈阳长期使用非食品添加剂生产豆芽并销售，按照《刑法修正案（八）》认定其犯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3年，同案的另3名被告人也均获刑。在这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违规事实比较清楚，但从发现“毒豆芽”到相关部门组织查处，到地方政府介入，再到法院判决经历了一段波折，这段波折反映出食品安全立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农产品的定义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先于《食品安全法》于2006年颁布实施，《食品安全法》第2条明确规定，“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以下称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但是，制定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应当遵守本法的有关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在“毒豆芽”事件中，曾有一段时间关于豆芽的监管归属问题引发争议。由于目前缺乏对农产品、食用农产品、农业初级产品的具体规定，豆芽是否属于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是否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调整范围内、是否由农业部门监管成为各部门争论的问题。在国家、省、市有关部门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沈阳市确定由市农委全权牵头处理。

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的农业活动与过去大有不同，采取工业化生产模式从事农产品产供销经营、在农村田地以外区域从事种植加工、个人家庭作坊式的蔬菜栽培等等是否属于农业活动目前没有明确解释，这就导致了各地、各部门由于理解的差异造成监管职责和依据不能统一。事实上，沈阳“毒豆芽”事件发生后，全国很多地方都根据地方实际研究确定了豆芽的主要监管部门和监管办法，而各地的管理方式、法律依据和标准是不同的。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沈阳“毒豆芽”案件的3名主犯都被处以高额罚金，罚金标准是根据该黑加工点从2008年开始每日生产豆芽1000公斤左右，每日获利2000元计算出来的。由此也引发一个问题：犯罪嫌疑人从2008年起就大量生产销售“毒豆芽”，获得巨额非法收入，而有关部门在常规抽查检测中为什么没有发现。《食品安全法》第60条规定，“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由此可见，食品安全监管采取的是分段监管的模式，而食品的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是和部门的监管职责相统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更像品种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34条规定，“国家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制定并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监督抽查。”这意味着，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环节监测不分段进行，所以工商部门并不对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进行抽查检测，如果认为豆芽是农产品，工商部门没有发现豆芽中含有有害物质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