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者承认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参与集体决策的个人往往会有不同的成本收益计算。例如对于某一项公共支出提案有些人会赞成，有些人会反对。但集体决策因要最终做出，其最终决策的形成有赖于利益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中间选举人对决策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这是以财政制度已经选定实行简单多数否决规则作为前提的。当引入既定的财政规则时，作者的分析就进入了第三层次的个人选择。即挑选财政制度的个人选择行为。

作者认为，在民主的政治秩序下，个人不仅是在市场中进行选择及在给定的制度下参与集体决策，在决策的某一立宪阶段，他们最终也必须选择为进行选择本身而设置的组织机构，必须选择日常市场选择及普通政治选择所借以得到实施的制度。作者指出由于作出决策本身的成本，个人的“立宪”决策与“功能”决策两者是分离的，在分离的情况下，个人如何进行制度选择呢?布坎南强调不需要引入明确宣称为伦理规范的平等主义目标来扞卫现代财政结构中的种种制度或解释它们的可接受性。因为在不确定的情形下，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他选择对作为整体的该集体将是有效的制度规则。在这一意义上，“公平”和“效率”融合在一起且意味着同样的意思。同时，由于其他成员同样不能确定他们自己在随后选择中的状况，因此，制度规则得到集体同意成为可能。此外，在进行制度规则选择时，作者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时间。他认为时间是阶级之间、集团之间的决策转化为一个合理决策的因素。所有真正的结构变革应该被看成是准长期或长期的变革。只要政府的大多数的日常措施是在准长期的制度结构内产生的，那麽政府就能顺利地运转。如果认为可以利用基本的财政制度达到短期的目标，那麽讨价还价的因素将会很快吞没所有效率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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