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科本身偏难，选考物理的一般都是成绩较好的学生，因此导致许多成绩不好的学生不愿意成为分母。”杭州市一所普通高中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比如短跑比赛，一组是10个速度较快的高手，另一组是10个跑得较慢的人，两组的竞技水平并不相同，但都按同样的规则赋分，最后在两组内排名相同的人，成绩就相同了。

这所学校在此轮高考改革前，全校有2/3的学生必修物理。高考改革后，选考物理的人数降到了不足50%。该校原本排名靠前的学生，在第一次物理选考后的赋分仅为80多分，全校物理平均赋分仅为70分。而选考了技术或文科类学科的学生，最后的赋分成绩都超过了以往考试的平均成绩。在此影响下，2017年9月入学的新高三学生中，报考物理的人数下降到了33%，新高二学生中，报考物理的人数更是减少到仅有60人，仅占年级总人数的10%。

教育界对此提出了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改变物理考试的赋分制度，比如将最高分的赋分比例提高到5%，吸引更多学生选考。但反对意见认为，如此会破坏高考公平，即便解决“弃物理”现象，可能还会出现第二个弱势学科。

另一种思路，是在高校招生环节中，增加要求物理成绩的专业数量，以提高选考物理的考生比例。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就表示：“如果30%的物理报考比例过低，那么多少是合适的?依据又是什么?”他认为，问题的根本是给学生选择权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就要坚持，只能做引导，但无法保证结果。”

机遇中伴随着挑战

今年6月，上海、浙江两地率先进入的“新高考”时代，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复杂、最难啃的“硬骨头”。“首届新高考虽然实现了平稳落地，但到2020年建立起中国特色高考招生制度体系，仍然任重道远。”有专家指出。

高考改革，一方面触动的是高中阶段的教育教学方式。学生有了选课权、选考权，意味着“走班教学”将成为重要的授课形式。而无论是“6选3”还是“7选3”，科目组合方式的增多，实际上是对师资数量、教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过去我们习惯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进行教学，而要实现走班上课，一方面存在师资、场地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则需要更高水平的教学管理，需要老师们用教育的智慧、教育的艺术来实现与学生的平等对话。”

“新高考”采用专业填报志愿的录取方式，也会给一些考生带来焦虑。在高中阶段对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理性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不少学生对未来、对人生没有思考，新的高考改革也倒逼学生在传统的文理科中交叉选择，发现自己的兴趣点。

另一方面变革的是高校招生与录取方式。在今年上海和浙江的实践中，“三位一体”的综合素质评价录取体系仍然不够健全。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廖宗廷表示，评价一个学生，除了知识水平外，志向、能力、兴趣等内容也很重要。但如何量化综合素质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细化与落实。

“作为育人链条的最前端，考试招生制度，被看做是整个高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牛鼻子，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体系，并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结构调整，实现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才有可能尽快实现，我国也才能从高等教育大国尽快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不少高校负责人认为。

虽然改革中的制度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改革的初步成效也已经可以看出了。十九大代表、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介绍，作为改革试点单位，十一学校今年9月份开学，全校4359名学生，就有4359张课表，每一个学生通过学校开发的268个学科课程、30个综合课程和70个职业考核课程，形成了不一样的学习路径和成长路径。

他还分享了改革的初步成效：“这样一个试点改革，从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这样一个视角我们也看到了希望，五年前我们的学生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大概有80%的学生聚焦在20%的热门专业。今年我们400多个学生参加高考，他们报考的志愿，第一专业我统计了一下，涉及到80%的大学专业领域。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的学生慢慢找到了他自己，慢慢唤醒了他自己，慢慢开始走向了更加适合他未来潜能的专业之路，这是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

高考制度的全面革新，就是为了进一步增进教育公平。尽管实现任重道远，但无论这5年间高校录取率最低的省份和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由15.3%降到4%以内，还是随迁子女异地参加高考人数是5年前的36.5倍，抑或是浙、沪启动的“3+3”科目改革已显成效，都为循序推进打好了基础。

有初心，有决心，方有始终。不忘教育公平初心、不乏攻坚克难决心的“全面建立新高考制度”，发出的是强音，增加的是公众在教育上的获得感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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