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腐败与作假

而对于招生考试改革在实施中面临的挑战。谢小庆教授认为，推进的具体步骤，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避免造成对公平的伤害。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也认为，能否在新的模式下确保高校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也就是说，如何让人情和请托因素不会影响干扰录取。这一点也是公众对于新方案的忧虑所在。但秦春华同时强调，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有公平的忧虑，就必须选择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这是偷懒的做法。以高考分数作为唯一录取依据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危害人所共知，不打破这一“祖宗成法”，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

秦进一步指出，事实上，由于公平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中国各地方教育的不均衡，单纯依赖分数作为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有可能会制造出新的更大的不公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城市学生或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可以通过雇佣更好的教师接受更好的训练而在考试中得到比农村学生或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更高的分数。这一点已经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事实所证明。所以，秦春华建议，分数只是一个结果，还需要了解学生是在怎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得到的这一分数。如果没有综合评价，如果只有分数这个唯一依据，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事实上，北大所试行的“元培综合评价系统”的经验证明，如果制度设计合理，程序严谨科学，随机性足够强，同样可以保证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甚至比通过分数录取的效果还要好。

秦春华提醒，有一个问题目前还不明显，但未来可能会影响很大。新的考试招生制度要求高校招生不以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要实行“综合评价”。但高校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表面上实行了“综合评价”，但事实上最终仍然以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依据。“换汤不换药”，“新瓶装了旧酒”。这些原因可能是，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偷懒怕麻烦、不愿付出过高成本、减轻各种社会压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考科目调整，减少必考科目，将会使高校招生时可以凭借的指标进一步缩减，而中学则会据此只强化训练这几门“主科”，而将其他选靠考科目边缘化，其结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这种苗头，实际上在前几年江苏高考改革历程中已经显现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追问：高考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牛鼻子”？

招生考试改革如此重要，那是不是抓住了高考改革是抓住中国教育改革的“牛鼻子”，其他教育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呢?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与提升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中国新课程研究院(公益)院长刘坚教授充满忧虑。刘坚教授是新世纪以来第八次课程改革的主要推手之一，对中国基础教育的现实有极其深刻的认识。

“目前的改革思路非常好，也会切实解决一些问题，但我们也不要对高考改革抱有太多的期待。中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最主要不是应试造成的，只是单一分数取向的考试制度把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制度化并不断加剧了。现在教育系统把很多问题都归结于应试，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误导。同样在应试环境下，为什么十一学校、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学校都能进行一系列具有本质意义的实质性改革?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山东全省规范办学行为、应试倾向得到有效的遏制，说到底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和教育底线的坚守。”刘坚教授进一步追问，“我们的高等学校并没有类似于“高考”这样的指挥棒和应试压力，我们的高等学校做好了吗?中国教育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不按教育内在基本规律办事。“考什么教什么”并不能因此说明“考试”有问题，恰好相反，说明“教育没有遵循自身规律”;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同样重视学历、重视分数，甚至也有“考试地狱”之称，但是他们哪一所学校可以随意不按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开课，哪一位校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考不教”。”当然，基础教育被应试绑架，没有科学、权威、独立于中高考之外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评价体系，也是使应试如此猖獗的重要根源，但要充分意识到考试评价手段的局限性，尤其面对中国数以千万计的考生，建立科学、全面、公正、合理、有效的考试招生评价系统十分艰难;第二、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复杂历史文化社会因素的环境中，高利害的选拔考试、高层次认知能力与综合素质评价的手段与缺乏诚信体系的人情社会，结果可想而知。对于改革者而言，尽可能少地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他人、寄托于外在力量，才可能取得更加理想的改革效果。

而他对本论改革作为试点先行的上海和浙江的探索寄以厚望，“希望有真的有所突破。”

高考改革总体方案即将公布就分享到这里了，更多相关信息请继续关注高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