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外出讨生活北方叫“闯关东”，南方叫“下华容”，因生活所迫父亲就“下华容”做过长工。父亲是作田里手，犁耙锹脚，泡粮下种，样样精通。解放前，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做长工和打短工维持生计。解放后，我家分了田，父亲除种田，还驾过船，放过鸭，常年在江河湖港漂泊，那是真正的栉风沐雨，风餐露宿。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严厉的。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就规定我每天起早捡一筐野粪。有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玩，没顾上捡粪。父亲碰上了，见粪筐里是空的，又听我撒谎粪已倒田里，父亲火了，随手折下一束树枝，把我狠狠地抽了一顿。有年端午节，人家小孩都早早上堤看龙船，而父亲却命我去田里扯二道草。我只扯了田的四周，中间还有一块没扯完，便急着上岸看龙船。这时父亲恰好来了，就狠狠训道：“你哄鬼呀?你不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么?”接着，就和我一道把那块田的草扯完，才让我去看龙船。

父亲十分疼爱子女，而这种爱是藏在心底的，是在不言之中。在我读书的事上，父亲态度鲜明。我的祖父粗通文墨，我五六岁时，他就在煤油灯下，给我点读蒙学《三字经》、《捷径杂字》、《幼学琼林》。后来，我又在一位本家私塾先生那里读了三年《四书》、《五经》。当我准备越级上“洋学堂”的时候，母亲有些犹豫了，她对我的理想是，窝窝热热在家种田，然后收个媳妇，生一串孙子。而父亲却相反，“还是要让谋伢子读书!”有一次我因停餐回家，父亲伤心极了。他把心爱的鱼网上的铅脚割下来变卖，凑钱让我读书。读初中、高中时，要的学费更多了，父母、姐姐和姐夫，他们自己省吃俭用，每期都事先为我积攒好学费。

我参加了工作，后来调到省城。1971年，父母户口迁到长沙随我居住。当时我们夫妻两人的工资不足100元，加上3个孩子，7口之家，其生活艰难可以想见。为了帮衬我，那时年届七十的父亲就在机关打扫卫生。有时还为机关干部职工做耦煤，一天做一千多斤，他做的耦煤又结实又好烧。母亲则在“红孩子班”，帮助带小孩。后来，家庭发生不幸和变故，父母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体谅儿子的难处，毅然回到乡下，和姐姐相依相守，度过剩下不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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