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不懈探索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虽然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但在党史上可以称为“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一提法，可以参见邓小平在八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篇文献认为，1949年后召开的许多全国范围的会议，如七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及全国财经会议等，“实际上都起了全国代表会议的作用，都在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基础上，解决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按照这一标准，七千人大会无疑起了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在这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及省、市、县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大会上受政治局委托作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尤其是在口头报告中，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打破反右和“大跃进”运动后党内形成的说套话、说假话的不良作风，以自己素有的“一针见血”的风格，实事求是地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并继七大和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后再次设专节论述“群众路线”，对端正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克服三年严重经济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反之则遭受挫折。七千人大会前后，党对“大跃进”运动的失误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运动失误的基础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中央也就认真开展调研工作发出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信。由此，刘少奇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其中刘少奇的调研很有典型意义。他深入农村，住在农民的茅草房里，共进行了 44天的调研。特别是在天华大队，一住就是 18天，真正了解了农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提出要让农民有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柴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一片好风景林的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目标。同年七八月间，他又深入东北和内蒙古林区进行了 20多天的专题调研。正因为他“沉”得深，对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所以到次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带头作了实事求是的、敢说真话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刘少奇都用相当大的篇幅谈到群众路线问题。

首先，在痛定思痛总结“大跃进”运动失误原因的基础上，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同扩大人民民主权利联系起来。刘少奇认为，“大跃进”运动犯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提出的指标过高、过急;另一方面则是同党内不少领导同志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传统作风，“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不民主的错误作风有关”。他说，如果党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有事很好地同群众商量，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由此他强调：“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成为不可战胜的，我们就必须经常地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同群众互相交心。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76页。)为此，我们应该在人民内部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造成毛泽东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政治局面，“有了这种政治局面，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进一步阐释群众路线，强调要信任和尊重群众。他针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命令主义、瞎指挥等问题，在七大修改党章报告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什么是群众路线。他指出：“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00—401页。)这里，刘少奇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更明确、更具体的阐释，更有针对性地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愿望而不是干部的主观想法。他说：“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因此，“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01页。)这是刘少奇对党的七大、八大所规定的党的群众路线内涵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论述对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许多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作风，恢复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度过三年经济困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刘少奇的这两个报告，也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史上闪耀着熠熠光彩的代表性著作。

最后，强调“蹲点”，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因而对于某些工作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55页。)他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在七千人大会后的几年中，为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他一直在进行着艰辛探索。他从 1961年的调研中深刻体会到，在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在中高层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和会议室工作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真正了解广大群众的所思所想，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成为切实贯彻实行群众路线的关键环节。他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基层干部已不能代表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们也不向领导反映多数群众的意见，而上面领导又没有或很少去直接倾听多数群众的意见。因此，在这些基层干部领导下的多数群众的呼声和意见，上面领导就听不到或很难听到，领导听到的大多是这些基层干部的意见;而有许多基层干部对于上面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是愿意执行的就执行，不愿意执行的就不执行”，上面对此也不容易弄清楚。他说：“只要省委、地委、县委没有经常地直接地去接近群众，倾听多数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呼声，只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它们就无法区别基层干部汇报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或者有多少是真实的，它们就不能不盲目地接受基层干部的领导。只要省委、地委、县委如此，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也就是如此。”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他认为，仅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已难以听到群众的真正呼声，纠正的办法就是真正落实毛泽东提出的“蹲点”方法。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并不怎样困难。这就要我们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去直接参加和观察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就能够听到群众的呼声，当然也要听基层干部和其他干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能够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

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964年 9月 30日。)毛泽东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并批示指出：“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68页。)刘少奇反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下去调查研究，下决心长期蹲点，“直接地去接近群众”，倾听多数群众的呼声，而不是只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在刘少奇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大力提倡和督促下，从中央到大区及省市县等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深入农村生产队和工厂企业，同农民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改善和密切当时的干群关系，促进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刘少奇在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的历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在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会这三个历史节点上，他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况，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意义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思考、阐释和归纳，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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