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不仅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同时也引起了西方人的高度关注。西方媒体在经过了最初的人道支持之后，也出现了一些疑虑，甚至敌意。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重新反思马克思的社会概要。

在他们看来，集体主义激情通过抗震救灾运动席卷中国，“这种激情的起点是高尚的道德意义上的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而终点可能是危险的政治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与集权主义”?①(注：参见周宁《西方价值难容集体主义》，载于《环球时报》2008年7月2日，第11版。)。自18世纪以来，西方很多人就认为集体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反面，集体主义会导致“走向奴役之路”。在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中，有中国学者旗帜鲜明地喊出“让集体主义成为立国精神”?②。(注：参见王达三《让集体主义成为立国精神》，载于《环球时报》2008年7月2日，第11版。)

有趣的是，人们在谈论集体主义时仅仅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去寻找资源，集体主义是不是仅仅属于儒家传统?集体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二元对立的吗?在对此次抗震救灾运动的模式进行哲学反思时，笔者认为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社会概念。

一、马克思社会概念的萌芽

马克思成长在近代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③(注：启蒙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优先，而浪漫主义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情感和意义的归属，这二者在价值的指向上确实是相互矛盾的。马克思成长的年代，在德国这两种思潮都有很大市场。详情可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涅《浪漫派》，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浪漫派》等着作。)相互冲突的思想背景之下，就其早期来说，他还是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和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等早期文献中，马克思虽然也提到“社会”概念，但是此时的社会概念对马克思来说还只是一个习惯的用语而已，是一个经验的概念，用来指“由众人形成的群体”，“情感的共同体”，至于这个群体和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由哪些基本要素构成，它的基本结构和内在矛盾是什么，形成它的基础是什么等等问题还没有映入马克思的眼帘。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837年之前，“社会”这个用语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名称。但是，从浪漫主义和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中，马克思已经继承了“社会”概念中的“情感的共同体”这一维度，这种不自觉的继承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此后学术和思想发展的方向，使马克思的思想中始终保持着某种集体主义倾向。